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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藏族法律界限的模糊性与法律实现的距离 　　 摘要：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习惯作为民族文化要素的法和语言，都从各自的一面反映出文化整体的特点〔1〕。藏族法律文化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支，认识与研究其现实的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有利于引导和利用其价值来为藏族聚居区稳定发展服务，也为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更好的条件，以便于我国法制统一。本文旨在改造我们对藏族法律的先前和之后的法律意识，在重新估价它的同时，做一番比较，进而提出对策，以便让藏族法律更好的参与社会管理，为我国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发挥其效力。 　　 关键词：界限；法律实现；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引言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藏族法律在其民族地区有着一定地位，并且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法律界限的模糊性与我国法律实现有着一定的距离，并且突出表现在民族制定法与民族法律的矛盾和冲突上，这将不可回避的成为我们依法治国在民族地区环节的重要问题。 　　一、藏族法律界限模糊性的表现方式 　　（一）吐蕃时期藏族法律与民族习惯法的现实意义。从社会的角度看，法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文化的角度看，法是一种文化要素。很多专家与学者在研究藏族法律时,大多数赞同上起于吐蕃王朝的王松赞干布时期, 忽略了对松赞干布以前数千年的法文化生成演变和传承历史的研究，还有各个地区法律文化的差异研究。藏文史料记载，第一代聂赤赞布起各部落以“仲”、“本”、“德乌”〔10〕治理政事，作为普遍遵守的规范。《贤者喜宴》中说：“仲”、“苯”、“德乌”使“藏族有所开化”，进而证明原始法律的雏形对藏族社会的影响。之后的《第吾教法史》已有的两种版本也是关于介绍吐蕃时期的法律状况。〔2〕这些藏文典籍很大程度只是过去部落时期“依法办事”的依据。在朗达玛灭佛后，藏族社会进入分裂时期，人们 “开始普遍而持续地遵守某些被认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惯例和习惯时，习惯法就产生了”〔3〕，以至于今天，我们归结一句话 “特定人群的信仰，他们对万物的看法，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最初就取决于自然生成的差异”〔4〕，这种差别使得藏族人 “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5〕，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藏族法律也显示出很大的弹性，意义的任意改变性，也就为后世执行法律带来很大影响的同时，与现行制定法律的效力问题产生很大冲击。 　　（二）法律部门综合体诸法合璧的界限不明。藏族古代法的法典没有现在部门法的划分，是各种法律部门的综合体，就是在同一部法律中，既包括民法规范，又包括刑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而未形成一部单一的法典。例如，藏巴汗时期制定的《十六法》中不仅包括了民法（奸淫发锾律等）、刑法（杀人血价律等）、婚姻法（妇女陪嫁礼等）、诉讼方面（狡辩洗心律等）。没有明确的规范以及不具有一国以内所有藏民族地区通行的效力。而“习惯法观念通常是与宗教、社会、政治、社会管理、艺术等相互渗透混合在一起，习惯法的规范也是民族文化内部要素逐渐分化的结果”〔6〕，对于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或适用方式是不同的，各类法律规范极其程序规定实现与制定法的变通和补充将会对解决民族地区法律案件起关键性作用，从而要求以具有确定性、专业性、逻辑性、可操作性、可诉性、具体并界限分明的法律概念来表达，使得法制环节有效运行。 　　（三）藏族法律术语的不规范。“法律以及由法律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其早期很容易遭受两种特殊的危险，一是原始法律的僵硬性，这种僵硬性会把大多数人在生活和行为上的见解束缚住；另一种是，法律发展的太快，以致失去它稳定的存在形式”〔7〕，由此可见对于法律的执行和解释都可能影响发展中应用的问题。例如《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作者托马斯列出110.米兰，xiv,18(木简)中“请求：如果可能按照以往惯例，由你们决定，或者还是由节儿（rtse-rje）决定吧-----”，看的出藏族法律大多以统治者的需要和藏族群众的信仰结合起来，立法方面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且掌权者具有自由裁量权。表达法律的文字意义很模糊，术语也不够准确。比如：“法、价、债、纠纷、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同义的意味。在《吐蕃文献选读》中提到的“法律部门”调整各法时也没有正确的归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文字和内容不是很明确。正如“只要法律是不成文的，它就必定被戏剧化和表演。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她”〔8〕一样，在果洛《红本法》各地对同一种法律关系都有它自己特殊的法律规定，各部落法律在刑罚方面轻重刑罚差异。 　　二、藏区的法律实现，参与社会管理的对策和方法。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