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docVIP

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一、韩非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的治国思想中就孕育着法家思想的萌芽，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对法家思想的发展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非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继承、扬弃、综合和创新。 　　1.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尚法思想 　　商鞅继承了管仲以法治国的观点，认为国君“秉权而立，垂法而治”，“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韩非也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商鞅认为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地变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也指出治国的方法必须“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商鞅重视法令的统一性，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韩非进一步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商鞅主张重刑“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鞅还主张轻罪重罚，明确提出“以刑去刑”的刑罚论。韩非在商鞅的基础上继续论述重刑的理由：“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商鞅非常重视法制教育，提出“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韩非也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对商鞅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在德刑关系问题上商鞅主张“德生于刑”，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韩非则把刑德称为君王操纵国民、统治国家的“二柄”，“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不过他仍然鼓吹“不务德而务法”，信奉“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2.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慎到的重势思想 　　慎到主张“势”的运用，认为势的重要在于把握治权，“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这就是肯定了势的作用。慎到着重以势统治，否定智巧，“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所以应该做到君臣各自遵守自己的职责。 　　韩非在发挥慎到重“势”思想，“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这就直接了当地阐明了势是统治人民和控制群臣的资本和工具。因此，势对于君主极其重要，“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所以韩非告诫君主，一定要把臣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打威势之下，君主一旦失势将反为臣所控。 　　韩非认为君主在处势之中须独擅刑与德之二柄，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禁止臣下结党营私。其次，严格控制重臣的政治、经济实力。再次，人臣不得专擅兵权、人权。 　　3.韩非继承和发展了申不害的用术思想 　　申不害主刑名之术，讲究循名责实、名实相合，“术”不但要隐秘于无为之中，而且要名实相符。申不害认为君主不用自我表现，不显露出好恶，使臣子无法揣测君主的用意，只能战战兢兢地本分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达到“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 　　韩非的术在申不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是君主用来考察百官是否忠于职守手段和驾驭群臣的方法；术应该是由君主所独操，不能与他人共有；术要藏之于胸，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在韩非看来，术对于君主同法与势一样同等重要，因此运术之要，就是要神秘莫测，不可琢磨。首先君主应该把自己打扮得高深莫测，防止臣下投其所好钻君主的空子，使臣下老老实实地为君主效力。其次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表态，然后自己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以此控制臣下。再次君主要割断大臣之间和人臣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使人臣不能结成朋党，只能唯君主之命是从。最后，君主应该循名责实，察验群臣，对臣下政绩进行考核，做到任人有数。 　　4.韩非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 　　韩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法、术、势的思想，但“皆未尽善也”。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虽国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因为不善于权术，君主得不到利益，大权旁落，未能达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韩“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所以韩国不能称霸。 　　韩非认为“法”、“术”、“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紧密结合才会发生效力，这是封建主义法治所要求的。“法”指成文的法令，“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