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集体下的蛋.doc

新版《红楼梦》的失败，连上帝也看见了。 快进，画外音旁白，鬼魅般吓人的音乐。 演员有形无神，有的连形也不具备，不在现场的表演，仿佛是一场例行走秀，华丽的道具，唯美的服饰，一场煞有介事的重拍。 《红楼梦》就这样被重拍了一回。神韵皆失，徒留一场喧闹。 他们就这样动了名著。这样一部千疮百孔，用李少红的话“哪里都有不足，所有的都是遗憾”（见新京报9月16日报道）的电视剧，竟被红学家冯其庸嘉许为“又一次涌现了高峰，可以跟原先的87版的《红楼梦》并称。” 这是买通《红楼梦》拍摄权的利益集团的大胜利。御用“红学家”是其中最大的精神赢家：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权力，过足了文化顾问的瘾。 胜利者在暗自窃笑。几乎一致的“恶评”，却不意做成了营销，投资人赚得钵满盆满，演员们一夜走红。 失败者好像只有委屈不已的女导演李少红。 由商人罗立平发起的重拍，在官办协会的帮助下，靠看不见的手的协助——在广电总局的保驾护航下，六七年不拍而能保住“题材”，阻止了觊觎者和竞争者。然后与北京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做成一个局，再加上垄断影商韩三平的加盟，最终以垄断的方式获得了利益最大化——超级垄断利润。 隆重的集体创作方式，是该类作品官方属性的最好表征。 多达二十人的顾问名单，凸显着操盘手运用意识形态把门人的超强能量。这些颇有来头的顾问们，平日里经常出现在请示报告、观片会、评奖会、以及稠密的调研活动上，一颦一笑都将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他们不是专业的鉴赏家，而是专门的审判者。看是为了定性，他们能从一个微不足道的镜头里窥见沉船般的政治风险，也能从平淡无奇的作品里发现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是些让导演、制片和投资人心惊肉跳的名字，不，几乎就是上帝。 在总导演总策划下面，是做顾问的“红学会”。 该会公布的宗旨是，“鼓励会员努力学习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从事《红楼梦》学术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名义上，“红学会”是靠挂在官方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下面的民间学术团体，但它跟各类“民间学术团体”一样，从来都不会是民间机构，而是准官方性质的审查机构——他们协助负责文化作品的政治把关，力图将对某一作品阅读研究的阐释权控制在手里。那些不宜以指令方式下达的命令，通过这些门类齐全的各色协会学会，笼罩了民间的研讨空间。自发性的研究，在这样的准衙门面前，要么归顺，要么自取灭亡。 看看“红学会”对新版《红楼梦》的操控就明白了，红学家们似乎掌控了生产过程。 首先是阐释权的把持。据李少红说，之前有一个剧本被红学家否决了，理由是不忠实于原著。120回还是80回，事关对原著的理解。给《红楼梦》定调，貌似学术问题，实则牵涉文化利益。用崔文华先生的话说，就是阐释权的“变现”。李少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说法足以证明这一点，出品方请的三位红学家“给我上的就是120回的课，我们实际上谈不上编剧，也谈不上改编，就是把120回的小说编成50集的剧本，所有的取舍都是在红学家的意见下进行的。” 拍87版《红楼梦》的时候，是力主80回的周汝昌一派占了上风。现在则翻了个个，120回派胜利了。 “红学会“的“红学家”，他们一定会贯彻自己的意志，绞杀一切不符合集体意志的东西。 具体改编完全按照红学家的意见办事：“120回的原著根据红学家的意见完成删减归纳分集，”在这样的统制下，最需要想象力和个性的创作，沦落为繁重的“体力活”。《南方周末》的报道称，在某“文学顾问”的统领下，九个不到三十岁的80后，像农民工一样编写剧本。他们在规定框架内戴着镣铐跳舞，完全变成了工匠。这些人或可称之为“文化奴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任务。文学统筹“负责润色统一风格后，最后红学家审阅”。 对演员的要求，红学家也不肯通融。“红学家非常坚持演员要靠近书中的年龄。”李少红说，“书中贾宝玉出场时只有九岁”，她设想起码得在十五六岁，这样恋爱起来才合适，最后与出品方和红学家达成的共识是“十四岁”。甚至连演员的选用也得得到红学家的首肯。 至于制片方和出品方与红学家达成一致，在50集的长度里拍120回，既保证了红学家的阐释权，又满足了投机资本对产出利润最大化的要求。 如此一来，在号称以“亿”为投资基数的活动里，除了一千多万演员片酬外，主要花在道具和布景上，“因为全剧使用全套电影摄影机镜头拍摄，所以对书中所描写的贵族家庭奢华的生活，细致入微的吃、穿、用等东西在拍摄时都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因此造价也极高。”制片人李小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光摄影棚就有12个，其中最大的是5000平方米的贾母前院……剧组还参照原著搭了90多堂场景。”这就意味着，花在电视剧一剧之本上的精力和金钱少之又少。 在资本和红学家的双重掣肘下，导演李少红不过是个领工者罢了。留给她的只有雕虫小技的发挥空间了。而且，投机资本要求她以急行军的速度完成生产。87版《红楼梦》用了近两年时间，筛选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