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戏曲的叙事结构.docVIP

论中国古代戏曲的叙事结构 　　摘　要:中国古代戏曲的叙事结构是情节结构和音乐结构的组合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在将音乐叙事和和情节叙事完好地统一起来的同时,还表现出程式化的特点,从而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戏曲戏剧叙事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古代戏曲;叙事结构;程式化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3-0050-02 　　 　　叙事学理论认为,情节与故事并不相等。故事是指从作品结构中抽取出来的,还原为按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其参与者,情节则是故事的实现形式,是经过叙述安排的事件,它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出现,其有序性体现在其中一个事件与另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他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情节是结构化了的故事,其中的人物、时间与空间诸因素的叙述安排都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意志。[1]用这种理论观照戏剧,我们发现戏剧与其他叙事文体在“故事”这一内容上是相同的,其独特之处在于“情节”。“情节”在戏剧文本中的最后实现形式是戏剧结构,它指的是故事在戏剧文本中的安排方式,或者说是事件的基本秩序。所以说,我们所谈的情节结构具有叙事学的意义。它不同于传统的单指“形式”的概念,而是贯通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概念,它既是剧作家创作戏剧作品的模式,也是观众与读者(隐含的观众)理解与诠释戏剧作品的模式。 　　中国古代戏曲的叙事时空是一种线性时空,每一剧作中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时间线索,而空间则是这条线索上展开的若干点。线形的叙事时空串起一个完整的情节,即使是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发生的故事,作者也往往把故事段落打碎,让情节按直线顺序排列发展。叙事时间重复成为常用的手法,譬如关汉卿《望江亭》第二折,杨衙内、白士中、院公三个场景,本是同一时间发生,作者却让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连缀起来,在舞台上一一展现出来。即使是在一些双线情节发展的作品中,如南戏《琵琶记》,传奇《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也是如此。这样的情节叙事结构强调的不是戏剧冲突在空间的展开,叙事时空不重横向交叉,而重纵向排列,强调其连贯性的流动,其中的转换衔接依靠剧中人叙述性台词,上下场及动作表演来完成。线性流动的叙事结构,追求情节叙述的完整统一,来龙去脉清楚。如《窦娥冤》真正的戏剧冲突应该从张驴儿父子进入蔡家开始,但是作者却从十三年前窦娥进蔡家做童养媳开始着笔。《救风尘》主要的戏剧冲突应该是赵盼儿与周舍面对面的斗智,但是作者却从周舍追求宋引章件件道来;《桃花扇》中侯方域与李香君本已斩断情缘,各自出家,还要写一出“余韵”交代其他角色的归宿,以充分表达兴亡之叹的构思。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故事叙述没有意义,但是,讲求戏剧情节的完整性,起承转合之间的细致变化,有伏笔照应,按照顺序时间波浪式推进情节进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戏曲叙事结构的显著特征。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古代戏曲的叙事结构明显受到音乐结构和剧本体制的制约而表现出程式化特点。就元杂剧而言,四折的体制既是四个音乐叙事段落,又是四个故事叙事段落。元杂剧四折由四大套曲组成,每一套曲的曲牌属于同一宫调,一韵到底,一人主唱,构成了元杂剧的音乐结构;这四大套曲作为音乐结构的四个段落,对应着剧情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基本顺应了元杂剧起、承、转、合的叙事脉络。一本四折的严谨体制,使元杂剧的故事叙事和音乐叙事完美地统一了起来。曲牌联套的组曲方式,使同一宫调声情相似的曲牌连缀起来,更利于剧中人抒发特定的感情。而一人主唱的约定俗成,又使元杂剧的叙事结构以一人一事为中心,运用单线叙事线索,不会旁逸斜出。 　　受四折一楔子的剧本体制和一人主唱的演唱体制的限定,元杂剧的叙事速度、叙事节奏明显比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快。虽然一本杂剧叙述的故事长达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如《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但是不管故事容量多么丰富,都必须在四折一楔子的篇幅内完成(不包括《西厢记》那样的变例),必须围绕一人一事进行,所以元杂剧作家在进行戏剧叙事时,以一人一事为中心加快叙事速度,对故事进行高度集中与凝练化的处理,充分运用概要、省略的手法,删去枝节,或是运用间断、停顿的手法,重视与核心事件相关的戏剧情节的叙述,最终表现一个戏剧情节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全过程。 　　宋元南戏的音乐体制与元杂剧相比有很大不同,虽然从总体上说,它的音乐结构也属于曲牌联套,但是却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这与之从民间音乐发展而来有很大关系。明清传奇在继承元杂剧严谨整一的叙事结构的同时,又承续了南戏灵动自由的组曲方式,这种音乐结构的变化同样影响着传奇叙事结构的特征。与元杂剧比较,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的音乐结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曲牌联套方面运用了南北合套,而且不再局限于使用同一宫调,声情表达更丰富;二是各色角色均可演唱,充分发挥了音乐刻画各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