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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外关系之中国的出路 　　摘 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中体西用”论作为那个时代产生的思想，直到现在仍旧产生着影响。本文在梳理“中体西用”论及其代表张之洞《劝学篇》思想、了解“中体西用”论的时代局限的基础上，试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探讨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突破这一命题，探寻中国及中华文明新的出路。 　　 　　关键词：中体西用；文化观；张之洞；《劝学篇》；文明共生；文化共赢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28-02??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中国的海岸，开始了殖民侵略的步伐，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政、经、法、制，从科学技术到民主人权，并日渐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引发中西文化之争。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使得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承认西方的长处，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中体西用”论命题。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个思潮，更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代表着近代中国人谋求救国强国的一种文化选择。 　　 　　“体用”与中国文化 　　“体”和“用”本是传统文化中一对很能表现国人思维方式特点的词语。近代的“体用”，常用来表示主要和次要、主导和从属、最高准则和应用方式的关系。诸如“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曾国藩语）、“以守为体，以战为用”（王文韶语）、“理学为体，经济为用”（唐文治语）等，不胜枚举。 　　可以说“体用”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哲学因素，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中体西用”命题的产生更是有其文化传统的依据。 　　“中体西用”的嬗变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随着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强国之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因张之洞《劝学篇》作出较全面的总结和阐发而定形，先后经历了思想萌芽、概念提出和完善发展几个阶段。 　　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关于“体常静、用常动”的表述；而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概念提出则始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上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用”、“道器”、“本末”等观念提出“中体西用”概念。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最早的思想雏形；继冯之后薛福成又提出“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而最早使用“中体西用”一词是1895年沈寿康在他的《匡时策》中提出“夫中西学问，……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后，孙家鼐、梁启超皆有所述，但都没有对“中体西用”做具体界定。在洋务运动时期，作为“体”的“中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礼教纲常、典章制度等精神文明；为“用”的“西学”则主要指军火器械、技术工艺等物质文明。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西学的范围逐渐扩大。甲午战争后 “中体西用”渐入定形，之前着重讨论“艺”和“政”关系，即“富强之术”和“立国之本”；之后开始普遍关怀“政”与“教”关系，着重从“教”的层面检讨“中体”的地位问题。这一议论重心的转移显然与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有直接联系。当时人们的“体用”观实际上包含“艺”、“政”、“教”三个层面，这种分法与今天文化结构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大体类似。但就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不管是作为“用”的西方物质，还是作为“体”的西方制度，引进中国之后都只是作为中国之“用”。而张之洞正是这一体用观的代表。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并不是一个人乃至一个阶级的观点，而是一个民族、整个社会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文化观和普遍准则。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张之洞的文化观以及他所有的强国构想和实践无疑都凝注在《劝学篇》这一部“中体西用”论总结性的思想著作中。其书于戊戌维新期间颁行全国，意义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劝学篇》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外交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既有忠君卫道的说教，也有变法方略的陈述，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集中展现――书中虽未使用“中体西用”这个概念，而代之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外篇?设学第三》），但内涵却是一致的。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模式，其中也包含着政治模式。这种模式选择与其既受传统儒学教育影响，又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有关。因而在中西文化接触碰撞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设计出一种既能保存传统文化，又能接纳西方文化的思想模式，这就是“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 　　张之洞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