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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摘 要] 由于“华夷之辨”所固守的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宪政移植之路充满了苦涩。由于西方恃坚船利炮而来，使中国在移植宪政之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屈辱。近代中国人在立宪的时候涌起的情感，与其说是对宪政的爱，还不如说是一种爱国的义愤。宪政，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荣光？还是一种苦涩、屈辱或必须予以消除的国耻？在中国立宪的长时期内，这实在是一个好好斟酌后也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因此，便有了种种对宪政的抵抗：拖延、抗拒立宪；对宪政核心价值的排斥和代换。 　　 [关键词]宪政 文化抵抗 立宪被动性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005-05 　　 　　杜维明在评论列文森时说：“列文森为儒教中国而悲叹，他看到这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换言之，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1] （P327） 这段话亦可用来描述近代中国对宪政欲迎却拒的心态。 　　 　　一 　　 　　宪政最起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这种有限政府具有两项特征，一是政府的有限权力，这种权力从根本上说不应是“统治权”，而应为“服务权”，它只能局限于人民所“让与”的那一部分，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应有严明的界限；二是分权制衡，对政府权力进行划分，并使不同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以防止专制及权力被滥用。近代中国粉墨登场的却是一个个的无限政府，他们用宪法赋予自身无限制的权力，实行所谓“开明专制”，而且将分权制衡弄得非马非驴。近代中国宪法所确立的皇权政府、军人政府、党人政府，自然是典型的万能政府，同样，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和南京国民政府以之为指导的五权宪法实践，通过架空分权制衡精神设计了一种集权的万能政府。孙中山在将国家主权以“四权”的形式交给人民、将国家的治理权以“五能”的方式授予政府，并强调政府万能、人民不可限制政府的行动、事事由政府自由去做的同时，也为自己设计的这个 “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留下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当人民的意见与政府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如果听从人民的意见，那为什么“有能的”要听从“无能的”？政府万能又如何体现呢？如果听从政府的，那么，所谓人民主权、国家的主人就成了谎言，所谓人民只握有“政权”就成了人民只能顺从“治权”折腾的漂亮说辞。根据孙中山对政府万能的一再强调，在这种时候，恐怕先生会主张听从“有能”的一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方案付诸实践。《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第30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第31条）；“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第32条）。于是，人民的四权通过国民党的代表而烟消云散，人民对政府的“制扣”和“控制”也化为乌有，名副其实的万能政府取得了专制集权的合法证书。在以后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中华民国宪法》中，四权都交给了国民大会行使，但是，国民大会或三年或六年召集一次，会期又极短（宪草规定为一个月，宪法规定为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对政府的制扣和控制作用应极为微弱。 　　宪政是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在西方，“人权”一开始就是与国家、政府相分立甚至相对立的东西，它的主人――民――在市镇中成长，是衣冠楚楚、知书达理、富有教养的阶级，它既不是国王陛下的恩赐、也不是城市贵族的慷慨施舍，而是其主人凭借自身力量争来的。而在中国，“民”的主要成分还是那些面向黄土背朝天、整天为温饱而忙忙碌碌的农民。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对西方的民权了解得愈透彻，对在中国兴民权就变得愈悲观。当一个社会的主体成员还没有去掉“小民”、“草民”、“愚民”的枷锁，“民”还不知自己本来有“权”的时候，启蒙者断然认为“竖子不可教也”的时候，掌权者自然也将自己的“权”看作是天经地义，将“民”的“权”看作是仁慈的赐予。因此，在近代中国的立宪中，没有自然权利，只有恩赐权利。《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吴经熊曾经说：“社会把权利委托给个人；社会是权利的渊源。脱离社会的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既然社会给予权利，那么在必要时社会亦可取消权利；至少可以限制权利的范围。”[2] （P45） 这种恩赐的人权观主导立宪，使整个近代中国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既然权利是由国家授予的，那么可宣布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希望提供些什么权利而不会因尚未创立权利而陷于尴尬境地。其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