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眼中的农村及中国经济.doc

安民眼中的农村和中国经济（二） 关于农村经济，比如农民抛荒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谈谈中国农村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安民认为，这种变化主要地表现为从宗法社会到权力社会，再到商品社会的巨变。 宗法社会主要以家族表现出来。比如我们长刘家垸，是明末清初从江西南昌梓溪迁居而来。从族谱上可以很清楚地查到，我们是刘邦的后裔，他的大儿子刘肥的那一支繁衍而来。迁到龟山的刘家，现在有好几个自然垸子，修族谱时，有的就合了谱。这表明我们是同族同宗。所谓同宗，就是用一样的辈分字派。这个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过去的农村社会，给孩子往往先取个比较贱的小名，好养活，但大了，上学了，就会取一个学名，也就是大名。那时的大名往往是按辈份来取的。比如我叫刘安民，这刘是姓，安就是我的辈，在辈后面再加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我的大名。我们垸子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生的人，才不喜欢用辈份，此前生的，一般都用辈份取名。比如上面说过的那个姐姐，叫刘安学。她是女孩子，安字辈，也用了辈份。其他如安记，安杰，安静，等等。兴字辈的如兴全，兴亮，兴武，兴田，兴平，兴龙，兴虎，兴芳，兴连，兴旺，兴汉，兴贵、兴元、兴度等等一大堆。我父亲叫兴发，我叔父叫兴祥（大家读古书的，应该会有体会）。他们比我们长一辈。再上面是先字辈，比如我曾祖父有七个儿子，按金玉满堂荣华富贵来取名，分别是老大先金，老二先玉，就是我亲爹，老三先满，老四先堂，老五先荣，老六先华，老七先富。老八没有，没生，因此有先贵之名而没有这人。 这样的好处就是，知道叫什么名字，就知道他是什么辈份的，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这样的习俗，称呼并不以年龄而论，而是依辈份定的。有的孩子拖着鼻涕，但辈份高，人家几十岁的叫他叔呀爷呀爹的，很正常。 宗法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它主要是与政府的政权相衔接，管理家族内部事务。一姓，一宗，一个地方的，就形成家族。一个家族由族长和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管理，它的表现形式是：族长，祠堂，家训和家法。族长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有的还有组织文化活动的职能，如地方小戏，玩狮子龙灯，组织说书等等。祠堂是家族公共活动场所，一般是开会，召集进行大的活动，再就是执行家法，一般是族中某个或某几个调皮捣蛋不上进的青年男子干了坏事，就拖到祠堂里家法伺候，一般是打板子，批屁股。我们长刘家垸有两个祠堂，其中有个祠堂在解放初就不知道是倒了还是被拆了，另一个祠堂应该就在七八十年代拆掉的，小时候我们还见过。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垸子里的祠堂，祖训和家法到底有哪些条款，我并不知道。家长也没有讲过，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见过。但是大家到安徽去玩儿的时候，看那些保存完好的老祠堂，他们的祖训和家法条款一般却都还是存在的。 中国各个家族的祠堂，基本上都有祖训和家法条款，这个应该不会存在例外。 宗法社会到1911年清代灭亡，这个社会的基础开始被斩断了，因为它不过是忠君爱国行孝一类。其中第一大主题君已经不存在了。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保甲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四川有个王保长王麻子的电视剧，李保田演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影子。保长甲长和族长并行，传统的宗法社会遗风尚存。建国后，农村开始是土改，土地归农民，后来是合作化，土地收归到集体，再后来是人民公社，那个时候实行的是公社，小公社（又叫片），大队，小队。这个时候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社会，权力体系已经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简单地说，小队得听大队的，大队得听小公社的，小公社得听大公社的，公社得听县里的。小队里一般三到四个官儿，分别是队长，副队长，会计（小队要核算），保管（财物公有，自然就得有保管）。我们小时候，生产队每年都要分东西，分粮食，分油，分鱼，分板栗，计工分。除了自家自留菜地里种的那一点儿菜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得分，分不够，就得饿肚子，因此队长虽小，但却掌握着很多家庭的生计命脉。再比如五六七十年代工程很多，队里要抽人出去修工程，抽谁不抽谁，这个由队长说了算。重活儿谁干，轻活儿谁干，这些也由队长说了算。因此，农村的一个小队长掌握着资源，掌握着权力，这时中国农村社会就变成了权力社会。它是权力社会向农村基层政权渗透的影子。 农村基层宗法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房头儿。哪几家是一房的，即是一个小祖宗发下来的。比如我们垸子，都是一个大祖宗发下来的。但大祖宗的后人不同，因此我们长刘家垸加上龟尾那边的刘家宕，就有六大房头儿，就是大祖宗后面有六大房，发成了这两个垸子的人。最初我们二小队的权力掌握在两个房头儿手中，后来我六叔回来了，他在外面当过兵，年轻力壮，见过世面，不久就当了小队会计。再后来就当了队长，组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六叔家就跟副队长、队长家吵过很多架，甚至打过很多架，表面上都是别的原因，可实际上就是为的队长副队长的权力，实质是争权——前面说了，有权力了，就有资源。这些都是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