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在当今及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docVIP

道教文化在当今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较为深远的是佛教，但佛教源于古印度，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真正植根于中国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本土宗教，是儒、道两教，但儒教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充其量只是一个学术流派、一种思想体系而已。所以，就宗教而言，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渊源最深的当推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孳乳于古代社会的宗教意识与民族文化。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可谓“杂而多端”。最早可上溯至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卜筮巫术，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和神仙方术，再次是西汉之初的谶纬神学和黄老思想。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道士是古代巫祝、方士的遗绪。古代巫祝的占卜、祈祷，方士的候神、求仙等，靡不为道教所承袭。道教所崇奉的天神、地祗、仙人，莫不由历代相沿流传而来。从道教的教理教义来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谶纬之学等宗教色彩较浓的思想，也都是道教神学理论的思想源泉。道教所宣扬的规戒科禁，亦即宗教道德，也不外乎封建社会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道教的礼法，也基本是本于儒家的礼法仪式。”因此，我们说道教具有汉民族宗教意识与文化的特质。 道教源于中国古代的宗教意识与文化，可谓源远；同时，它也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谓流长。下面，谨从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阐述道教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道教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影响 道教可分为民间道教和官方道教。民间道教肇自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魏晋以后，太平道被镇压，五斗米道转化为上层天师道。上层天师道经过葛洪、寇谦之等人的改造，遂使上层化的官方道教从形式和内容都逐步得到健全和充实，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以后便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官方道教得以兴盛起来。在官方道教兴起的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倡导，道教的思想影响也在民间不断扩展开来。所以，道教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影响，可谓无所不至，无处不在，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庶民百姓，都受到了道教濡染。其影响力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上层统治集团提供精神支柱。统治者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总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办法之一就是神化自己的统治，使人们觉得皇权天授，不容质疑；另一方面，统治者总想安享荣华富贵，但生命短暂，转瞬即逝，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使生命得以延长，甚至长生不死。这两种思想取向，在道教中都可以得到满足。于是，道教成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精神支柱。唐高宗追封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于各地建玄元皇帝庙，以先祖陪祀；妃嫔公主多信道教，受金仙玉真等封号（如杨玉环等）。这些举措，“一方面是借道教神威巩固皇权，另一方面是借以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以及一大批重臣名士，都是因为想长生不死，误吃道士丹药中毒而早死的。但百死而不悔，悲剧照样继续演下去。宋真宗另设一道教尊神赵元朗，作为赵宋的始祖，给皇室涂上神圣光彩。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奉道极虔。明代诸帝以嘉靖佞道最甚。他长年潜居深宫，日事斋醮、炼丹和服食，得宠大臣须能写青词（祷告表文）。道教成了嘉靖皇帝的主要精神慰藉。”道教成为上层统治集团的精神麻醉药，固然是其昏昧、痴狂之反映，但在客观上也刺激了道教的发展。 二、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栖息地。道教与一般的宗教不同，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不死；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尸解成仙，不必等到死后才灵魂超度；它注重的是现世的幸福，主张人要活得适意、洒脱，超尘脱俗，高雅飘逸。道教的这些思想向度，很迎合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失意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便亟需一个道教这样的栖息地。所以，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信奉道教。如王勃便“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游山庙序》），常常叹息“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梦见自己成了仙人（《忽梦游仙》）；卢照邻则“学道于东门山精舍”，还到处乞讨银两和药石来炼丹（《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值书》）；李白更是“清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游泰山》六首），连做梦都想着羽化飞升：“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就连白居易，也曾炼铅烧汞，学制金丹。为什么文人士大夫会对求道炼丹如此热衷呢？这是因为，他们对尘世充满眷念而又深感失望，在这种进退维谷之中，道教那种既能免除生老寿夭之苦，又能安享尘世之乐，既能满足心中情欲，又能活得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弥漫开来，使他们的灵魂能够得一些安适，所以他们皈依了道教。对于文人士大夫在道教思想支配下的这些人生情趣，我们不能概论为“消极”，因为在这种“消极”之中，是个体生命的张扬，是一种自由、浪漫的生活境界。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积极？ 三、道教对于民间信仰有直接而深广的影响。一方面，民间道教往往成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