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论持久战》中的运用.docxVIP

《孙子兵法》在《论持久战》中的运用 《左传》说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往今来，战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走上了对内反封建、求民主，对外反侵略、求独立的艰难历程，自18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而其中的抗日战争无疑是最令人慷慨激昂的。 抗日战争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之所以能够成就胜利的必然性，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读《论持久战》，不能不提及另外一种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将《论持久战》和《孙子兵法》并称为军事著作，实在是有点屈才。因为这里边讨论的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较量，而《论持久战》、《孙子兵法》之所以成其为军事领域里边的经典著作，就在于他将战争视为一个全局性的系统工程，既看到了战争表面的军事问题，更看到了战争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论持久战》里体现了《孙子兵法》中的诸多思想，可以说是《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 那么，到底是如何运用的呢？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篇就写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句话。孙子在一开始就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势，四是将领，五是制度。也就是说，战争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缺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将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这一点，毛泽东体会??最清楚了。 什么是“道”，简言之，就是战争的性质问题，进一步讲，就是战争的政治性问题。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之所以将抗日战争定性为一场政治性的运动，原因就在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毛泽东将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定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没有这个政治目标，在国内是很难唤醒民众的斗争意识，在国际上也很难引起关注，并得到支持的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可以说，战争的正义性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宣传，是很难达到效果的，因此，毛泽东在“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节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抗日战争没有全民族的支持，没有“普遍的政治动员”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只有将战争的正义性告知广大民众，才能够做到“令民与上同意”，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胜利可指日而待也。不仅如此，毛泽东也指出，政治动员“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足见主席的良苦用心。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动员的难度也就体现在这里。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天地”，无非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 孙子所说的“天时地利”具体指的是决定某一次战役所需要依靠的外界条件，但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的、全国性的战役，很难将一时一地的地理条件具体分析，但尽管没有具体说明在某一特定的地理条件下怎么打仗的问题，但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高瞻远瞩，根据中国人多地广这一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抗战，需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一战略计划，并力斥国民党以阵地战为主进行抗战的无谓的牺牲，指出，在中国人多武器少，组织力不强的情况下，以运动战为主，辅以游击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不能执行。” 如果没有对中国实际国情进行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战略计划的。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对客观条件条件的把握外，关键还在于人事上。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根据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客观与主观的协调一致，做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配合，在有限的力量内取得最大的胜利，而其中指挥战争的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国家强弱，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虽然不是由主政者一个人所决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能不忽视主要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