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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我国高校文科教师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民国时期被公认为是一个新学风起云涌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学派有如潮水般冲击着中国的学术界，各种文学思潮更是推陈出新地在中国大地上亮相，然而就当时研究者们的学术取向来看，真正对新学进行研究的教员却相当之少，而关于新学研究的题目也寥寥无几。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下文均以《概览》简称之)是关于1934至1936年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的概况汇编，文章将以此为基本材料，统计分析其中文科教员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以期考证出民国时期全国文科类学术研究动态的一个侧面。 　　选择《概览》作为探讨底本决非偶然。首先，《概览》文科类专题在全国范围内收入28所专科以上高等院校教员研究课题，涉及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各级别教员)168名，涵盖学科有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等七类，对教员的研究课题记载了课题题目、研究人基本信息、研究计划与步骤、研究期间、研究结果、备考、研究人所在学校等信息，比较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学者在文科类研究方面的基本取向。其次，从中国近代史来看，1934至1936年是国民政府统治的鼎盛时期，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占领中共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陷入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而国民政府则走上政治统治的顶峰，这种状态直至1936年“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才有所改变。政治上的繁荣总是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化上，而学者们的学术研究状况则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核心体现。因此，可以将这三年中国教员的研究方向作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方向的典型代表来考察。第三，《概览》由当局教育部颁文统计，学者自填表格，与一般的民间资料相比更具权威性。《概览》所记录的均为当时教员们学术研究的真实状态，若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当时整个学术界的动态，将得到比较客观的结果。 　　 　　一、民国高等院校文科教员研究基本数据统计 　　 　　《概览》共收入28所专科和专科以上的学校，其中国立院校有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省立院校有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等6所；私立院校有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13所。28所高校中有19所为专科以上院校，9所为专科院校。 　　《概览》对文科教员的研究方向共分七类进行调查，分别是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教员们在这七大类专题研究当中具体研究的方向不拘一格，不同方向的研究课题数目多达202个。 　　当时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包括国立和省立)数目相当；专科以上院校占大多数，专科院校相对要少。各类学校的教员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且各科皆有涉及。研究虽主要集中在专科以上院校，但专科院校的研究也比较积极。就研究方向而言，几乎每类学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都要多于甚至远多于对其他科目的研究(唯私立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稍多于中国文学研究)。艺术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私立学校与专科学校。 　　虽然国立大学的研究课题数量占绝对优势，但是有几所省立与私立院校的研究课题数量也很突出，除声誉一向很好的燕京大学外，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私立辅仁大学、省立安徽大学的研究数量都比较多。 　　国立大学中，武汉大学的课题量名列第一，而同样被称为民国国立大学“五大名校”之一的浙江大学却因只有两个研究课题而名列16所学校中的最后一位。由北京地区9所高校组合而成(北京大学因抗议后退出)的北平大学的研究课题也不多，仅11项而已。而由孙中山一手创立的中山大学，于学术上似乎也不太热心，研究课题仅3项而己。 　　省立大学中引人注意的是河北女师。河北女师作为当时一个省立专科院校有11项研究(与北平大学同)，且不论其研究质量如何，光数量就比下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中的燕京大学是当时国内很有名的一所教会大学，1916年由美英两国建立的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几年后逐渐发展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院校，其学术研究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其研究课题17项，仅比位列第一的武汉大学少一项。与教育经费一直紧张的国立、省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中的教会大学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没有十分窘迫的时候，这无疑对促进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概览》载入研究人员168名，其中140名确定为在校教员，分别是教授94名，副教授7名，讲师17名，助教2名，研究员3名，未载明职别的教员17名；另有一部分参加研究工作的其他人员(主要包括学生、助理、特约讲座、教学行政干部、图书管理员等)28名。168名研究人员中，156名为男性，12名为女性。 　　就职别而言，民国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多为教授，但不局限于教授，各种职称的在校人员都有参与学术研究者；就性别而言，参加学术研究的男教员占绝大多数。 　　《概览》所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