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皮袋”与“拉杆箱”.docVIP

“蛇皮袋”与“拉杆箱” 　　“我是一只小小鸟，却想飞得更高!”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已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不仅艳羡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识文化世界的丰富；他们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 　　 　　忍气吞声。理直气壮 　　 　　6月19日，记者随着马林来到了他所在的乌鲁木齐新市区东八家户的一个玻璃厂。马林是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农民工，今年21岁，15岁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马林“工龄”6年了，在这家玻璃厂也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 　　从早到晚。在阳光的暴晒下，马林和同组的同事把超大块的玻璃抬到厂院中的大桌子上，然后按照带班的吩咐把玻璃裁好。黝黑的皮肤和几处非常明显的伤疤诠释着他工作的艰辛。 　　在这个厂里工作，他受过3次伤。3次伤中最近的是一个月前，抬玻璃的时候，玻璃突然被弄碎了，碎玻璃划到了他的4根手指头。马林在出租屋中，休息了一个星期多。“到医院治伤都是老板掏钱，休息的时候，虽然没工资，但老板还是每天发给我20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有生活费但也不能休息时间太长，时间长了会自动被清退。”所以，当伤势略有好转的时候，他便到厂子里上班了。“我受伤了，工厂肯定得给我赔偿啊，现在这么多的国家法律，都在给我们这些人维权呢?”马林说，“这些政策老板也知道，对我们还好，不敢不好。”从马林的谈话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维权意识比他的父辈们有明显增强。 　　在记者调查走访中，问及农民工，“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你会怎样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农民工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半的“父辈”农民工首先想到找亲戚、朋友、老乡帮忙出主意，剩下的一些选择“默默忍受，不求助”，极少数想到了“找工会组织帮忙”。他们有很强的忍耐力，对于一些工伤和侵权的事情，往往忍气吞声，不愿也不敢求助有关机构。 　　而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权益被侵犯时，就“理直气壮”多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首先想到“向有关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寻求法律援助”，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马林有一位表哥叫马龙，家住库尔勒。马龙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新疆人。相对学历来说，大专毕业的马龙显然要比初中毕业的马林“水平”高得多，但工资待遇却比马林还要低。 　　马林认为，如果他是农民工，表哥马龙也一定是农民工。虽然马龙是大专生，但户口也在农村，身份依然是农民。一年四处打工，没有个相对固定的工作。 　　和马林相比，马龙显得白净得多。由于在学校学的专业是酒店管理，前年毕业后，就在各个酒店打工。但服务生的工资相对要低得多，马龙每个月只能拿到几百块。由于在城市里面生活成本高，马龙一部分开支一直依靠父母。由于家里有几十亩棉花地，马龙的父亲几乎没有出门打过工。 　　在父亲的观念里，本应吃“皇粮”的马龙一直是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开始父亲尽量向村里人掩盖儿子当服务生的事情，但后来也彻底心灰了。转而劝留马龙在家种棉花，但马龙在农村的家如何待得住呢?“我从来没有种过地，我根本就不会。让我怎么种?即使我学会了种地，在农村我也根本待不下来。”马龙说。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马龙，去年过年的时候，在家待了半个月，对他来说在家待超过10天已经成了一种煎熬。 　　赞孝通在分析中国乡村社区遭遇的社会侵蚀时曾认为，以教授西方知识为主的教育会加速乡村孩子和自己生长之地的疏离。 　　无论只读到初中的马林还是读了大专的马龙，他们与曾经朝夕相伴的故乡故土已经出现了无法弥合的疏离。 　　“我16岁离家，一个蛇皮袋就是全部家当。我能节省一分钱就节省一分钱，一年连两件衣裳都舍不得买。21岁的时候，我把打工积攒起来的2万多块钱，盖了两间新房。他们有一分花一分，处处和城里人比，但我们出身在农村，怎么能和人家比。”在马存海看来，马林和马龙简直“没救”了。 　　 　　父辈眼中不合伦理的“爱情” 　　 　　马林的生活可以看做是对淳朴闭塞的乡村伦理的挑战，他们与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模式不同，而且这样的鸿沟越来越大。 　　下班后的马林一身休闲，没人能把他和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民工联系起来。上身穿着他喜爱的美国体斯顿火箭队的篮球服，300块钱一双的白色品牌运动鞋很是显眼。 　　在吃穿方面，他和70后的马存海有完全不同的见解。马林的工友，跟他爸爸差不多的马存海的观点是，300块钱买一双贵的，还不如买10双30块的，起码可以穿两年，而且经常可以穿新鞋。马林反驳道：“品牌的就是品牌的，穿差的不但对脚不好，而且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