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隐喻与叙事.docVIP

“猪圈”隐喻与叙事 　　《猪圈》是一部“看不懂”的电影，就像《十诫》、《罗生门》、《秋天奏鸣曲》等诸多“经典中的经典”那样。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观影者对“猪圈”、“荒野”和“女体”的肆意想象――之所以是肆意、亦需要肆意，答案或许全在于“寓言诗人”帕索里尼自己原本就没有(清晰的)答案。 　　既为寓言，又怎不暧昧? 　　受费里尼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帕氏的影片不仅继承了费里尼晦涩、深奥的特点，同时也延续了新现实主义朴素的记录风格。然而在探讨生命、宗教、哲学以及社会存在等题材问题上，他又有自身独特的创新：自处女作《乞丐》以来，叙事的隐喻性一直在延续，无论是《罗马妈妈》、《小鸟与大鸟》、《马太福音》还是《索多玛120天》，无一例外――《猪圈》则更是极端化的隐喻叙事。 　　从这些影片可以看出，导演关注的是形上的终极命题：生与死、压迫与反抗、原罪与救赎、自由与专制、和平与暴力、高贵与卑贱、纯洁与肮脏……这些二元对立的矛盾从未得到化解，而最终均通向了死亡。 　　影片的基调和故事的结局说明，因为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之影响，导演对现实充满了失望、无奈的悲观情绪，无论是基督教、弗洛伊德还是马克思，都无法拯救这个世界。 　　鉴于命题的特殊性，帕氏没有固守新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除保留平实、朴素的原生态画面风格外，在镜头、剪辑、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突破。 　　例如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可谓是对生活的忠实记录：摄影机跟随父亲来回移动，情节发展平铺直叙，画面单纯再现，没有特殊的取景，也不附加任何隐喻。然而帕氏的影片则不同，镜头变化频繁、景别分割、交叉剪辑、寓言化情节等都被用到。 　　如《乞丐》中，通过分镜头把情节切成大量包含静止或连续的画面，还赋予皮条客的命运以明显的宗教色彩――交叉双臂死去，身边的两个同伴都戴着手铐，正是《福音书》中两个窃贼的形象。 　　《罗马妈妈》也是一部具有宗教色彩的情节剧，戏剧化的叙事使影片成为富有个性象征体系的载体。 　　《索多玛120天》则以极端肮脏的影像来控诉法西斯社会的腐朽和糜烂，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再看《猪圈》，导演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材料通过拆分、重组，并置在一起，赋予影像新的含义。 　　这些与新现实主义规则相悖的影像呈现，共同成就了帕索尼里电影命题的寓言化表达。 　　《猪圈》由两个看似无关的平行叙事组成。 　　一个是神经质的年轻人置身荒野，戴着角型头盔，手拿火枪和长剑，宛若中世纪的骑士。先是砍了路过士兵、女囚的头，祭祀般地将其扔进正在冒烟的火山口，然后再将受难者的骨肉烤焦、吃掉，吃的神态仿佛虔诚的基督徒在祷告。年轻人的暴行震惊了城堡里的人，最后军队诱捕了他。行刑时他脱光衣物，面对身后遭野狗撕咬的命运只反复说出唯一的那句话：“Ikilled my father．I ate human flesh and I quiver withjoy．”(我杀了我的父亲，我吃人类的肉并以此为乐。) 　　第二条线相对沉闷，也是一个年轻人、前纳粹工业家的儿子。他有位思想成熟的自由派女友，而他自己则想去参加马克思主义者的聚会，喜欢念叨“布尔什维克犹太政委”这样刺激他父亲的词句，更喜欢呆在猪圈而不是自己所居住的这个人类社群。最后，年轻人终于被猪吞噬，“被吃得一点儿都没剩”，“一点儿都没有”，哪怕是头发、鞋子、纽扣什么的。当父亲强调这点时，他的纳粹朋友作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then not a word to a soul”，影片结束。 　　帕索里尼曾说“我如此强烈又如此失望地热爱着生活，以至于我无法从生活中获取任何益处……因而，我疯狂地吞食着他们，不停地吞噬……”作为生命意识敏感的诗人和电影实践者，他越是热爱生活，就越对生活的现状感到失望，因为现实仍然充斥着饥饿与贫困、色情与暴力、污浊与肮脏…… 　　因此其影片中所表现出血腥暴力、肮脏污秽的场面正是现实缩影。作为影像极端抽象化的《猪圈》，叙事的隐喻性不言而喻。“食人者”与“被食者”两条线索被一个共同的命题串联起来，即自由与囚笼、理性与暴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社会至今，人类从未拥有过自由和理性，囚笼与暴力贯穿始终，仅形式有别而已。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暴力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非法走向了合法，从行为走向了精神。《猪圈》的叙事正好解释了这一变化历程： 　　故事一：荒漠中的年轻人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对他而言，无论手段，获取食物是唯一的目的，吃虫吃蛇与吃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的行为虽然暴力，但仍旧是在追求自由(满足生理需求)，只是后来被宗教和世俗暴力制止。他信仰宗教(把人头扔进火山坑)却被宗教制裁，追求自由却被自由的保障(制度)扼杀，使用暴力却被暴力吞噬。他的结局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个体暴力与集体暴力究竟哪一个具有合法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