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论集》(修订本)之得与失.docVIP

《翻译论集》(修订本)之得与失 　　《翻译论集》一书的封面题字,取自怀仁所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中,“翻译”二字的书写很特别:“翻”字少了一撇,而“译”字又多出一撇。对此,罗新璋先生别有新解:“(这)无意中点破了译事的玄机:翻译必然有得有失。”翻译有得有失,《翻译论集》的修订又何尝不是如此。 　　 　　《翻译论集》修订本 　　罗新璋、陈应年编,商务印书馆,2009 　　 　　《翻译论集》是一部翻译史料集,内收汉末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约1700年间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大约80万字。或许正是有着“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之恢弘,《翻译论集》早已成为我国译学界的“枕边书”、“必读书”,甚至是“圣经”。 　　《翻译论集》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1万册。因为“需索甚殷”,编者“早拟重印”。事实上,相关人员1991、1994和1998年曾数次提出重版,“碍于标点不当及误字须改等因,延滞多年”;直到2002年,出版社表示可重排重印,这才有了2009年9月的《翻译论集》(修订本)。 　　《翻译论集》一书的封面题字,取自怀仁所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中,“翻译”二字的书写很特别:“翻”字少了一撇,而“译”字又多出一撇。对此,罗新璋先生别有新解:“(这)无意中点破了译事的玄机:翻译必然有得有失”。翻译有得有失,《翻译论集》的修订又何尝不是如此。下即谈谈与第一版比较而言,《翻译论集》修订本都有哪些改进,又还存在着哪些不足。 　　《翻译论集》(修订本)到手,一眼即可看出多了一位编者――“陈应年”先生。其实,《翻译论集》第一版《例言》中早有“伏笔”:“本书由罗新璋编篡,陈应年同志亦力主其事,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而在近文《须臾 浮生》中,罗先生又续有“交代”:“这本书虽主要由我编纂,但陈应年当年力主其事,且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故而在新版上一起署名主编,也是感念老友昔日发想作成之意。”根据罗先生的记述可以推测,当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发想”、“(亦)力主其事”和“自始至终参与编选”,《翻译论集》是否会“作成”,亦未可知。难怪罗先生要感慨:“人生是什么?不就是众多偶然!”其实,最不应该忘记陈先生的也许还是我辈读者,没有他,我们也许就没有机会读着《翻译论集》而成长了。 　　比较前后两版“目次”,发现《翻译论集》修订本在内容上有了一定的调整。编者谓之“略有增删”,实际增文30篇,删减6篇。增加主要见诸古代部分,共添文20篇,其中6文为“研究与资料”;删减主要体现在林纾先生身上,共剔除4文。因为删的少而增的多,所以修订本的篇幅从原来的1047页扩充到1148页。《翻译论集》第一版面世后,商务印书馆曾以编辑部名义登门拜访吕叔湘、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季羡林等名家。关于古代部分,钱先生认为:“主要的都已收录,即使有遗漏,亦无关紧要。”情况既如此,修订中为何还要对“古代部分”大幅度“扩容”呢(第一版该部分统共收文30篇)?在我们看来,这大概是新增内容既不易得见而又比较精贵之故吧。情况是否如此,不妨先来看看新增文献的篇名:原始译论新增《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阙名)、《中序论》(僧睿)、《注维摩诘经序》(僧肇)、《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僧?v)、《传译论赞》(慧皎)、《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慧恺)、《大唐西域记序?赞》(玄奘 辩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译颂》(玄奘)、《异部宗轮论译颂》(玄奘)、《〈般若心经〉译文对照》(罗什与玄奘译文)、《译经篇总论》(赞宁)及《义净传系辞》(赞宁);研究与资料新增《佛典之翻译》(梁启超)、《童受〈喻?N论〉梵文残本跋》(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陈寅恪)、《论佛典翻译文学》(周一良)、《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马祖毅)及《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书上的贡献》(杨廷福)。我们说以上新增之物“不易得见”,主要是指原始文论部分,新增内容确实不见于其他译论史文献;我们说新增文献“比较精贵”,所指有二:一是常见的重要佛经翻译思想(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罗什的“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种不翻”,赞宁的“六例”等)初版《翻译论集》即已收入囊中,新增文论因此不能称举足轻重了;二是新增文献中某些篇章明显具有填补空白之作用(如玄奘之文字)或者在实践中被证明为钜观之作者(如“研究与资料”新增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修订本不仅内容上有变化,文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微调(如道安的《道行经序》由原来的第一项移至第二项),篇名也偶有所变(如将《三法度序》更为《三法度经序》以及将《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之余》更为《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节要》)。以上“调整”和“纫箴补缀”(罗新璋语)也许是《翻译论集》修订中最看得见摸得着而又最可圈可点之处。 　　说过封面与目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