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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画家的图像符号及其意义 　　胡震：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同时兼具法国，美国和伊朗国籍，多重文化背景的利弊何在? 　　马大维：因为我出生于墨西哥，甚至我还可以拿到墨西哥护照。然而，多一本护照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坦率地说，无家可归的感觉，或者如你所说的多重文化背景，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不利因素。 　　胡震：你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 　　马大维：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你说的这个问题。也许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然而遗憾的是，在美术领域，我们仍然倾向于某种“村落意识”――艺术活动，双年展。美学、艺术批评以及其它艺术行为，通常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或者围绕一个群体、一场运动或某个地方引发的主题和身份特征。我既不属于任何群体，也不参与任何运动，更不属于某个地域。我是个无家可归，四海为家的人。 　　胡震：真的没有什么优势吗? 　　马大维：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优势在于，就创作的深度和涉及的语境而言，在美学。哲学和语言方面，我比大多数人更具优势。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我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能对全球背景下艺术思潮的变化和影响作出自己的估判。 　　尽管当今国际艺术市场更趋向地方性，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有些艺术家正在像我一样，努力超越国籍的影响，摆脱各种艺术群体和艺术运动信条的束缚。许多人认为，做一名全球文化的流放者非常浪漫。事实上，浪漫主义运动在所谓“民族精神”(VoI kskunst)这一概念的影响下，将“身份政治” (Identlty politics)引进了艺术。这真是一种荒唐而且危险的观点。当然，这要另当别论。在我的生活中，我很少遇到自己感觉无处为家的人。 　　胡震：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想真正意义上超越国籍、超越群体和艺术运动信条，其实非常困难。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在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之后，你是怎样以与众不同的创作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 　　马大维：一开始，我对自己所画的东西想得更多。我发现，在艺术院校学习时，自己被灌输了很多毫无意义的历史和美学知识。渐渐地，我在不断积累中有了自己对艺术的评判标准。我什么都读，什么都看，我不断地询问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和创作而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最终，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现代主义绘画和后现代主义绘画让我觉得索然无味，也就是说，我对“为绘画而绘画”(Dainting about paintlng)，或者将绘画作为自我疗伤的工具不感兴趣。同样，我也并不认为视觉规律是个深奥的主题，例如，我对色彩本身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假如一个作家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主要说的是虚拟语气和分号的话，那是非常古怪且愚蠢的。 　　总而言之，我不想在自己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回首往事，才发现自己一生只是画了一些平庸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作品――至少对我来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提到，找到对于我，对于我的作品来说，真正重要的，而不是被当成重要的东西，这点很关键。“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artssake)是个非常美好且浪漫的说法，然而，从本质来说，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艺术是为人民的――当然，这并不是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随处可见的招贴海报。 　　胡震：在与艺术史家茱莉亚翰图(Juila Hountou)的对话中，你曾提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历的一次危机，当时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那次经历是你生命中的一次转折吗，这次特殊的经历是否影响到你对艺术的看法，以及对创作题材，技法，构图，乃至造型特征的选择? 　　马大维：我问自己，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以及就绘画本身而言，我到底喜欢什么?这些问题既关乎美学又涉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当你从实际的角度思考时，倾其一生于绘画显得异常荒谬。无论如何，我都会回顾、审视自己的旧作，寻找那些对我仍然有意义的东西。我开始扩充我的图像符号，后来，为了巩固我的绘画基础，我选择复制古典绘画，并且在复制的基础上进行变体，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约在2005年至2007年，我在画布上完成了一系列尺寸巨大的素描作品，以表现我关心的那些主题。我并不认为这种探索和质疑是一个转折点，它们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净化。此外，对于任何画家来说，技法和视觉语言都非常重要，它们决定了你可以画什么，不能画什么。有些东西只能用绘画来表达，有些则更适合采用其他媒介，例如电影、文学、舞蹈等等。 　　胡震：每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循着先辈开创的现代主义足迹，运用不同的媒介和材料去创作出跨媒介的作品，您认为这是一种理解和表达外部世界和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更好方式吗? 　　马大维：对你所说的“跨媒介创作总体而言是一种更好的沟通方式”，我并不十分确定。有时候，混合多种媒介，往往只意味着其局限性的增加，而不能使任何东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