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推荐《雷雨》靳以功不可没.docVIP

三次推荐《雷雨》靳以功不可没 　　文坛新人能否涌现,他的第一部作品能否为社会承认、受到社会的关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现代心理学“期望理论”指出:人总是期望在达到预期的成绩后能得到适当的奖励。有效的物质或精神鼓励可以强化人被激发出来的内部能量,否则人的内部能量就会逐步消退。 　　如果一个年青作者经过辛勤劳动,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现、推荐、评价,这对作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正如曹禺所说:“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青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日出?跋》) 　　《雷雨》的问世就遭遇过一段曲折。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将稿子交给正在筹备《文学季刊》(该刊于1934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靳以,靳以是曹禺南开中学的同学、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首先向谁推荐呢?第一个便是郑振铎。 　　1932年,靳以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经友人辗转介绍,答应为北京立达书局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书局委托他担任主编。靳以“自觉编这样的刊物,资历和能力尚感不足,便去找已有名气、很有经验的郑振铎一起合编”①。郑振铎一口答应,但实际编辑工作由靳以担任。两个主编,第一主编是郑振铎。因此很自然的,靳以首先将《雷雨》推荐给第一主编,不料郑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②。 　　但是,靳以并不甘心让挚友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没有人理睬,怕伤害好友的自尊心。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看。 　　李健吾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显教授的助教。李健吾在他培养下,在戏剧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爱好话剧,早在五四时期就多次参加话剧演出活动。1921年其因主演熊佛西的三幕话剧《这是谁的错》而大获成功,成为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不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并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③发表。第二次推荐又失败了。 　　恰在此时,靳以因为将《文学季刊》一篇批评丁玲《夜会》稿子临时抽掉(因巴金和靳以得知鲁迅先生对这篇稿子有些意见,便在此刊第二次重印时抽了下来,来不及告知另一主编郑振铎),得罪了郑振铎,“靳以有点怕他”④。 　　由于这一情况,加上李健吾又不认可《雷雨》,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既不退还给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发表。他在等待时机。 　　机会终于来到了!这时正好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望沈从文,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靳以这里(平时编辑部只有靳以一人工作),并同时应邀兼任编委。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还是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 　　一席话提醒了靳以,靳以随即告诉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表示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的手稿交给了他。 　　实际上此时靳以心里想说的是,他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挚友的剧本。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人微言轻。巴金当时名气很大。不光处女作《灭亡》早己出版,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爱情三部曲的《雾》和《雨》均已发表,短篇小说《将军》更被鲁迅、茅盾收入他们合编的《草鞋脚》集子里介绍到国外⑤。有些事巴金便于讲话,他的话有作用,郑振铎能听他的意见。 　　果然,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了《雷雨》。1940年在《关于》一文中,他写道:“……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⑥ 　　第二天,巴金就将这个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2日出版)上一次登完”⑦。 　　靳以第三次推荐《雷雨》获得了成功,在巴金的力荐下,剧本很顺利地发表了。不仅如此,鉴于编委会建立之后,几次在作品发表上编委之间发生矛盾,巴金还建议取消编委会,“因他觉得编委意见多很麻烦,就作了这个建议。当然,他的名字也取消了,但他实际上还是和靳以一起负责编刊物”⑧。靳以当然表示赞成。于是,不但《雷雨》顺利发表,就连对《雷雨》发表产生争议的编委会也顺利取消。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曹禺日后创作的剧本《日出》和《原野》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文丛》上顺利发表创造了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名剧《雷雨》的诞生过程中巴金起了关键作用,他以艺术家的敏锐和卓越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