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谈艺录》之版本得失.docVIP

三联书店《谈艺录》之版本得失 　　三联书店第二版《谈艺录》,把两册本合而为一。照理而言,其最新版《谈艺录》是为精益求精,逼近完美。然而,就以版本比较,笔者发现该版本并非如是,得失互见。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著作,先后有开明书店版、中华书局版、三联书店版。开明书店版《谈艺录》首次于1948年6月出版,并于次年再次印发。直至1984年9月,中华书局版《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它由上、下编组成。上编对开明书店版作了若干润色,下编为钱钟书先生《补订》、《补遗》的内容。这是三联书店版《谈艺录》印发前最为通行的版本。2001年1月、2007年12月,三联书店先后两次出版《谈艺录》,并于2008年6月第3次印刷第2版《谈艺录》,笔者称为最新版《谈艺录》。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分以上、下两册,其重要亮点是把中华书局版《谈艺录》中的《补订》、《补遗》、《增订》内容分别纳入原文,使读者读之成为一气。因此,在版本学上,无疑是对中华书局版的重大超越。三联书店第二版《谈艺录》,把两册本合而为一。照理而言,其最新版《谈艺录》是为精益求精,逼近完美。然而,就以版本比较,笔者发现该版本并非如是,得失互见。 　　所谓版本,是指同一本书在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论之版本,其最新版之得失具见如下: 　　首先,牌记变动之得失。牌记是书籍出版单位的标记,它一般包括书名、著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出版时间、印次、印数、统一书号、定价等。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于牌记之变动,有以下数处: 　　一是“出版说明”部分。先看文字改动。如,易“等等”为“等”,易“著作”为“著述”,易“钱先生”为“作者”,易“《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为“《人生边上的边上》”,易“我们均据钱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为“我们均据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订”,易“将各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为“将各次补订或据作者指示或依文意排入相关章节”。再看文字的删除。如,删“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删“而作者的原序、原译名、原用字等,为了保持历史原貌,一般不作变动”。最后看文段的增加。如,增“另外,我们还订正了少量排印错讹”,增“此次再版,订正了初版中少量的文字和标点讹误;并对《谈艺录》、《管锥编》的补订插入位置稍做调整”。以上文字之变动,如,文段的增删,是为最新版《谈艺录》区别于旧版的重要标志,具有变动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文字的改动数例,除把“等等”改为“等”外,余下各处均无改动之必要,笔者甚至以为初版更佳。 　　二是“照片”及“手迹”。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均有钱先生的重要照片及手迹。但是,最新版《谈艺录》均删以照片的文字说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若合以文字说明,或许更能理解照片的重要性。如,原版之图一,附以“风华正茂的钱钟书先生,时二十四岁。五年后开始撰写《谈艺录》”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一九三四)”。如,原版之图二,附以“钱钟书、杨绛先生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门前(一九九0年八月)”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与杨绛”。笔者难以理解编者删节文字说明的因由,同时,最新版二图之易,似有略欠尊重作者之意。 　　三是“重排后记”部分。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重排后记”部分,文字虽仅为一段,但最新版变动约有十处。如,易“钱钟书先生”为“作者”,易“《谈艺录补订》的篇幅”为“补订的篇幅”,易“原书”为“开明初版”,易“此次本书重排时”为“此次重排”,易“原书排宋体”为“开明版排宋体”,易“所作”为“所做”,增以“该书”二字及最新版之出版说明一小段,删以“颇不便于阅读”、“第一次”。以上十处文字变动,均有其变动的合理性,使读者读之更顺畅,无理解之误。更重要的是,最新版订正了十处排印之重要失误。三联书店初版把中华书局初版《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时间误之为“一九八六年”,最新版订正为“一九八四年”。 　　第二,文献处理之得失。如果说,牌记的变动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影响不大,那么,文献的处理则严重地制约着读者的阅读。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的文献调整集中反映于最新版对原版中的某些《补订》、《补正》进行合并或分散处理,共约十四处。 　　先言合并“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58―67页的“补订”与第67页的“补订”合,可承之以“新补第二十四、《次韵奉送公定》”条,继续言“杀”字之用。如,把初版上册第144―146页的“补订”与第146―147页的“补订”合,可承接言李义山的《锦瑟》诗。如,把初版上册第162―163页的两处“补订”合,可承之言“无花果泣泪”。如,把初版上册第284―285页的两处“补订”合,可继续言“语言”空白之妙处。如,把初版下册第721―724页的“补订”与第725页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