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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裁判与证据 　　摘要：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法院裁判的科学化。裁判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同时科学的裁判也将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当前法院的裁判在很大程度上欠缺科学性，尤其是在证据方面。而科学的证据则是科学的裁判的基础，应当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的证据主要来自三个途径：首先是证据的收集，即证据来源的科学性；其次是对证据分析的科学性；第三则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在诉讼程序和证据研究中引进和吸收各种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 　　一、引子 　　诉讼法学界以及整个司法界目前探讨的问题，仍然主要集中在审判方式改革、司法改革等上面。见诸于报刊杂志的醒目字眼，自然是审判公正、程序正义等，即使将这些常见，且为人们所接受的词汇授以法学流行语的桂冠，实在也不为过。当这些“流行语”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呈现出一般化的倾向的时候，中国的审判制度、诉讼制度及司法制度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有此时，人们或许会意识到，流行的事物，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意义上，而是开始对人们的社会意识、生活经验发挥了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考察的话，我们还能够发现，流行的事物甚至会对社会结构和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制度构成了支配性的影响。在程序正义、审判公正的口号下，将这些口号扩展成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并且使之制度化的工作得以迅速展开。事实上，中国的审判改革在走过了若干年头之后，已经逐渐摆脱了来自传统制度的消极方面的阴影，正在与中国社会同步行进，逐渐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在这一基础之上，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实施问题，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实施，如同科学裁判的词汇使用一样，并非一个特定的社会科学上的概念，更非现行法律上的概念。因此，这里只能在比较概括的意义上说，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实施是指在基本目标确定的前提下，围绕目标的实现而开展的设计及实施措施中的合理、科学的要求。中国诉讼法学界在近十年的学术努力中，已经成功地将正义、公正这些本来就在人类文明中闪烁光辉的字词牢牢地刻录在中国司法和诉讼制度上，使之成为制度的前进动力和制度维新的催生素。（例如，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关于建立法治国家的论述，2000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同志关于纠正重实体轻程序错误认识的论述，等等，都说明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关于公正、正义的观念已经从一般的法律意义演进到了政治意义，并且正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不容低估的影响。）无疑，这是观念创新和使之与社会融合的成功的实践。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观念的更新对于社会构造的转型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理论及实务界开始了进一步的创造性工作，从技术上将观念制度化和规范化。在这数年的改革当中，从立法现状看，立法法的制定、实施，立法活动的广泛性群众参与、立法程序的严格化，专家参与立法的高度化，法律条款的可操作程度的增大，体现了立法的科学化。从司法现实观察，诉讼结构的技术性转型（这里所指技术性转化，大致能够从司法结构、诉讼构造、程序阶段、具体司法行为的要求，司法主体的要求等等进行观察和思考。以对司法主体的要求来说，比较典型的，引起轰动的，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关于复员转业军人进法院问题的随笔引发的关于法官职业条件要求的议论，将其与《法官法》联系起来看的话，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技术性转型的影响。），司法鉴定的重新审观、关于程序结构的设计与建构，关于证据的适用及证明责任，关于执行的措施及方法，尤其是今年以来关于诉讼证据规则的研究和立法等，都在诉讼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上进行了技术上的探索和改革。对这种努力的结果所作的一般性预测和现实反映，基本上是认为能够达到公正，实现正义的诉讼及司法的目的，而且也与法律的基本目的和精神相一致，但是，另外一个显然能够设定和看到的结果，那就是，必将导致裁判的技术化，宏观地概括，那就是科学化。因此，就本人而言，就中国多年来的审判方式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巨大实践，抽象出其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导致裁判科学化这种观察结论的得出，可以说，并非基于什么学术目的预定和设想，而主要是对这场震撼人心的实践进行考察的必然结果。 　　但是，正是由于这一考察结论并没有在传统的、现行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规范中寻找到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本文只能就更为具体的司法程序上的制度，即以证据制度作为体现这种考察基本理论的引导，通过对证据制度的分析来佐证考察结论。 　　二、裁判的科学基础 　　科学一词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康有为在1893年翻译介绍日本的书目时首先使用。在“五四”运动中成为挑战封建、落后的一面重要旗帜。（景天魁：《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