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新宋学”.docVIP

为什么是“新宋学” 　　就中国的政治学术大传统而言。实际只有“经统”和“史统”两端。三代以上，“经”体“史”用，“经”主常而“史”噘变，“经”以道论而“史”以事言；体甩一源。道器不离。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经”、“史”遂亦分途。秦末汉初，经学家尚不相应于时势的骤变，竞倡“革命”之说；史学家长于观变，反倒能以“变”为“常”。所以东汉以降。“史统”尊于“经统”晚清公羊家、宋明诸儒，最初皆有意于重返“经统”之“道”而立“常”，但前者师心自用，不期于事上酿成大“变”：后者自出机杼。却与人情暌隔致使劳而少功。口清代朴学的规模大致是本着“古典学”(classics)的态度建立起来的。因此清末民初承其遗风的“国学”主要是“古文献学”，类乎欧西的东方学如埃及学、亚述学等等，有些地方甚至不如欧西的“汉学”(Sinology)。因为除去一部分学院派研究外，欧西的汉学还是有其政治、外交方面的意图的。至于欧西自身的“古典学”――吉希腊、罗马研究，虽说由古典欧罗巴迄于近现代，欧洲世界早已是沧海桑田，可是其思想和政治、法律传统却是连续的：这一点常为部分满足于耳食的治国学者所忽视。 　　 　　一 　　 　　1943年，陈寅恪以类似“谶语”的方式首次提出了“新宋学”的概念，认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日，宋代学术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其实，十年以前，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已经提到过一个外延稍窄的“新儒家”，语气中同样不乏“作谶”的味道：“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后，差不多的意思，陈寅恪几乎每隔十年便重提一次，如“新儒学”(1954年《论韩愈》)及“天水一朝之文化”(1964年《赠蒋秉南序》)等等。严格说来，上述几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都略有出入，并不完全重合。但考虑到陈寅恪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提出上述概念时又都有特殊的语境，这里正不必胶柱鼓瑟，以辞害义。故而本文径直将上述几个略具差别性的概念看做异名同谓，而以“新宋学”一词涵括其余，视之为陈寅恪的学术文化理想之所系。 　　长期以来，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地位是由其一系列史学考据论著确立的；他掌握的语言文字种类之多及其对比较语言学的重视，致使部分学者誉之为学统上承袭朴学家法而“更上一层”者。当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陈门弟子王永兴和自认私淑的牟润孙都认为陈寅恪的学统渊源于宋贤史学，而尤以司马光、欧阳修为祈向。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大家程千帆一次在与学生论学时谈到：“陈寅老以一考据家的面目出现，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陈寅老的走向更近于梁启超，而远于王国维”，“陈寅老不是纯粹的考据”。同时指出顾颉刚与陈寅恪的距离在顾“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学术思考和民族文化情感或策略，使得陈寅恪对“宋学”三致意焉的呢? 　　十多年里，学术界讨论“新宋学”的论著时有所见；由著名学者饶宗颐题签的《新宋学》刊物也早已陆续出版发行。大家关注较多的是“宋学”；一个很有意思的倾向是尤其注意对“宋学”和宋代“(新)儒学”的甄别，仿佛竭力避免将陈寅恪的身份误置于理学家行列。也有兼及宋史的，留意到宋代虽说国力不振，社会结构却有了全新的变化，文化学术更已臻于灿烂成熟的阶段。更有着眼于“宋学”本身的，强调有宋一代学术，除史学、理学和经世学三支外，旧经学的整理首开疑经风气，又启后世辑佚、集解、纂疏诸撰述体例；地方志书，到宋代始有定体；古器物考证，也是到了宋代才奠定基础的；古文献学方面，举凡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诸学，宋人皆取得极大的成就；天文、历法、医药、算学乃至土木建筑工程，宋代亦有长足的发展。换句话说，就学术规模而言，清代朴学不过得“宋学”的一体而后出转精罢了。客观地看，上述种种，在陈寅恪形成其“新宋学”的时候，理应各有其位置。然而怎么来理解陈寅恪“造极于赵宋之世”的“造极”二字呢?显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准确把握陈寅恪的“宋学”观；澄清了陈寅恪心目中的“宋学”，陈寅恪的“新宋学”之谶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 　　 　　晚清之际，神州鼎沸。乾嘉朴学号称“实学”，却不足以应世，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一派遂乘势崛起，一时间甚嚣尘上。从内在理路看，自常州派今文经学起，这一系的学说似乎是循朴学所尊崇的“汉学”而由东汉上溯至西汉，但也不尽然。晋以后沿用至今的“四部”之名暂不细说，就中国的政治学术大传统而言，实际只有“经统”和“史统”两端。三代以上，“经”体“史”用，“经”主常而“史”顺变，“经”以道论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