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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人的证言拒绝权 一、发现真实及其代价 　　在民事诉讼中，解决纠纷的重要前提是发现案件真实，而发现案件真实的基础无疑离不开证据。可以说，与古代诉讼相比较，依据 法律 和证据进行审判成为近代民事诉讼得以发达的重要标志。即使到了 现代 社会 ，法官也不能超越近代以来的民事诉讼制度所确立的重要规则，即必须根据证据和良心发现纠纷中隐含的事实，并依据法律加以认定，再适用实体法的规定形成结论。因此，作为发现真实的重要措施，并依据法律加以认定，再适用实体法的规定形成结论。因此，作为发现真实的重要措施，各国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严格且有效的证据制度，以确保发现真实的手段和措施。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证明责任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与证明责任连结在一起，是近、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对市民社会以及民事实体法所遵奉的私权自治、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的反映。民事诉讼法在强调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的同时，还强调了证人负有作证的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就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证人的作证义务，或者说提供证言的义务，通过该条的规定，成为证人必须服从国家司法权的义务。民事诉讼法作此规定的目的，毫无疑问与确保查明案件真实的目的是相关联的。因为，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的一种手段，除了解决纠纷之外，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保证法律规定的私人之间的权利得以实现的重任。所以，作为国家司法权行使的结果，法院有权强制证人向法院及当事人提供证言。可是，这一强制性规定必然会对证人的自由权利构成一定的限制。尽管我们从确保社会公正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规定，或者即便从一般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来看，都不会去怀疑立法的目的。然而，同样在证人权利和社会、法律利益的相互比较之间，在法律强制之下的证人作证对他们自身造成的损害也是令人十分惊讶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良好意图支配下制定的法律在适用于社会现实时，法律的妥当性是否还能保全产生深刻的怀疑。更直接地说，我国诉讼实践中，证人拒绝到庭，或者拒绝作证的情况，无疑是证人对现行作证制度的不满的反映。再换一个角度说，证人不愿意作证，或者拒绝作证，其实与作证可能给证人及其他人的利益造成的损害有关。就我国民事司法实践看，证人受损害的典型可以大体概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人身权尤其是名誉权方面的损害，例如，被迫暴露个人、家属及其他亲人的隐私，从而使自己及家人蒙上耻辱，甚至有的证人受到威胁，精神上陷入长期不安状态等；二是物理方面的损害，例如由于职务上关系被迫泄露某些秘密。典型的就是 企业 单位作为证人作证时，有可能会将企业的技术秘密公诸于众而 影响 营业，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对于此类 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并未加以适当的反映。我国民事诉讼法仅在第120条规定两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是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外规定的案件，不能公开，二是涉及离婚及商业秘密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可以不公开。 　　然而，不公开审理能否彻底解消现实中对当事人、证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危险呢？就具体案件来说，有些案件或许仅仅采取不公开的方式可以避免证人、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些案件则未尽然。那么，对于在实施不公开审理时仍不能避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证人利益的案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采取妥当的、能够保证案件的公正解决、又能保护有关利益的方案。 　　世界上多数法治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以期确保发现真实与保障证人及其证言所涉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利益两者间的平衡。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384、385条，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6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80条，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321条，瑞士联邦民事诉讼法第42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501条的秘密特权等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使证人在不违反社会利益前提下行使权利，增加证人作证的安全感和作证的积极性。这些规定，是以牺牲发现真实为代价，换取法律所保护的更重要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价值、利益的实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如果对该款进行解释，可以得出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拒绝陈述权的结论。可是，这样的权利与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是否相通，换言之，是否可以扩大适用于证人拒绝提供证言的情形，在立法、司法以及学理上都缺乏解释，更缺乏 应用 ，因此，我们只能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并不存在关于证言拒绝权的规定。正是鉴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现实的需要性，本文意欲就证言拒绝权的一般原理进行探讨。 　　二、在发现真实与利益保护之间的价值选择 　　证言拒绝权是指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被法院要求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律规定对此加以拒绝的公法上的抗辩权。（注：如日本学者认为，负有作证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