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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阅读及其他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技术机制在改善大部分人物质生活的同时,通过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使人们失去了第二向度,也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 　　从读者一端来看,就像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同他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作智力上的斗争”,人们只能“以被动的、全盘接受的方式进行消费”。 　　 　　曾经听到电台的一则访谈,一位不懈奋斗终于跻身成功人士之列的先生提及一段荣耀的旅行经历。说到在欧洲某地一位袭有爵位的贵族后裔在筵席上用自家有机农场出产的、价格不菲的无公害有机土豆、西红柿和羊排招待了来自东方古国的贵客。在惬意地享受田园风光、清新空气和异国美食并感激主人的盛情之余,客人也不禁心生感慨:如果说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最新潮流与风尚,那么他那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国一个小山村的爷爷早在几十年 　　前就与国际“接轨”了。这不免让人想到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尤其考察的时间又不够长久的话。 　　 　　一 　　 　　人类的食物史有如此一个小轮回,我们精神食粮的发展似乎也依循类似的轨迹。如果阅读确然有诉诸精神、思想、审美需求与诉诸实用、消遣、功利需求之分;如果大致地将前一种阅读与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相联结,而将后一种阅读与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则30年来国内的出版和阅读活动作为整体而言逐渐功利性和“快餐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读书》似已不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那本杂志,比之《读书》,在严肃性上作减法、在趣味性上作加法,因之内容更为“轻性”的《万象》、《书城》等杂志一再地停刊复刊也让人不胜唏嘘: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出版业蒸蒸日上,但是竟然养不活三五种稍稍有些人文追求和文人趣味的读书刊物。而贵远贱近似不仅为笔者独有的偏见,那边厢“豆瓣”上已经有不少人抱怨复刊后的《万象》“大不如以前”。曾经让忠实读者担心“因阳春白雪而被市场所淘汰”的《万象》,复刊后被认为“太八卦”。甚至有“损友”不无调侃地说道:“如果你有点知识,却又热衷于低级趣味,万象是你最好的归宿。”这似乎为某种规律提供了旁证,即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即使诉诸精神追求的出版物也只有向娱乐化、通俗化或曰“向下”发展一途? 　　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不同时期国内热点读物所折射的阅读取向也反映了精英文化退隐,而大众文化从粉墨登场到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格局。如果以10年左右为一个考查期,从“改革开放”以讫于20世纪80年代,以刘心武的《班主任》、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作品和以古华《芙蓉镇》、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村》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作品都曾造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性影响。其中前者通过痛快淋漓地宣泄前此十年来郁积心头的大痛大恨来疗愈“文革”造成的“精神内伤”;后者进一步反思造成苦难和创伤的历史动因。在写作、出版和阅读这个链条中,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了精神层面“了结历史旧账”的工作,并为稍后的文化大讨论“浇铸了社会的情感基础”〔1〕。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文化热,目的是以西学为借鉴和参照重建中华文化,所借路径之一是西方社会科学成果的翻译、阅读和讨论。其间,包括卡西尔的《人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梦的释义》在内的不下40种学术性较强的社科图书发行量均超过10万种,高的甚至达到150万册〔2〕65。这在物质生活已脱离匮乏时代,出版业欣欣向荣的当今中国都仍然是不可企及的。而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为代表的报纸,以《读书》、《雨花》、《作品》为代表的杂志和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台等大众媒介则进一步将社会精英阅读、思索和讨论的活动与成果扩散至大专学校师生乃至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普通公民。 　　如果说80年代国人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破一立都与自上而下的、由文化精英向社会民众启蒙的阅读和出版活动息息相关,随后10年的阅读和文化地图开始呈现不一样的景色。1993―1996年间的“人文精神讨论”发端于《上海文学》和《读书》,从“学术界话题”开始,发展到“知识界讨论”,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心香泪酒祭吴宓》等畅销书一出,重塑“文化英雄”的工作转化为传播英雄遗事,讨论也随即衍生为“大众文化现象”〔3〕40。其中,以畅销书和商业报刊的读书类栏目为代表的文化市场力量自信地推进了这波精英文化符号的大众化生产与消费,就如《南方周末》“书情观察”的报道:“已故的顾准、吴宓、陈寅恪,健在的钱钟书、王元化,加上匆匆谢世的王小波,这组名字本身已成为‘品牌’”〔4〕。 　　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0年,大众文化几乎已坐稳了主流文化的位置,而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一次也未能再于阅读领域组织起全国性的事件。以《读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杂志在品质与影响力两方面的式微或可以作为高级文化和精英意识逐渐隐入幕后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