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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妇女的家庭及社交地位探讨 　　摘要：唐朝世风包容开放，从当时的情况看，唐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以及社交活动方面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这对她们任情旷达风貌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丰富是有所助益的。 　　关键词：唐代妇女；家庭地位；社交地位 　　Abstract: Tang is open and inclusive, from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Tang Dynasty women in family life and social activities to enjoy certain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they broad-minded outlook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rich literature is helpful . 　　Keywords: Tang Dynasty women; family status; social status 　　 　　家庭犹如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妇女一生的命运，与之有着无法切断的密切联系，它可谓妇女最主要的生活领域和活动场所。从唐代律例和实际情况看，唐代妇女在家庭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一定的权利，这表明她们的家庭地位较其他朝代尤其是封建末世的妇女，要高出不少。更为特殊而有趣的是，唐代一些家庭还出现了“妇强夫弱，内刚外柔”[1]的现象，从中足以搜寻出当时妇女任情旷达，甚至强悍不驯的些许凭据。 　　首先，唐代的法律给予妇女人身权利一定的保护。如对待未出嫁的女子：“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伤者，徒三年；折伤者，流三千里；刃伤及折支，若瞎其一目者，绞；死者，皆斩；詈者，杖一百。……即过失杀伤者，各减本杀伤罪二等。疏议曰：‘兄姊至亲，更相急难，弯弧垂泣，义切匪他。辄有殴者，徒二年半’”[2]。对嫁为人妻的妇女，则规定如下：“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3]。相应的，如果丈夫殴伤妻子，虽然量刑“减凡人二等”[4]，但也要受到法律惩罚。 　　从上述法律条文分析，唐代女子待字闺中之时，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虽然还必须服从于父辈，但在同胞兄弟姐妹中，则依照“长幼有序”的伦常名分来划定地位的高低。兄与姊的法律地位高于同辈弟妹。辈分高的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较高。 　　就夫妻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法律本质上还是从维护夫权的角度对它进行规范和协调，并以此确保男子在家庭中的至尊地位和对妻子的绝对支配权。不过，唐代的法律虽然在量刑方面，妻罪要比夫罪重得多，但还是规定有丈夫违法时应受的惩罚，这在客观上可视为对夫权的限制，并给予妇女人身权益一定的保护。 　　其次，唐代女子在恋爱婚姻的自由度上，也享受某些法律规范之认可及社会风气的默许。《唐律疏议#8226;户婚》曰：“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该项规定意味着如果子女在外，未得家长同意，就已经确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认可并视为合法行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唐代男女自由选择婚姻对象提供了法律依据。当时一些资料中，对妇女自主选择对象的情况也有反映。如牛僧孺《玄怪录》卷一载：中唐时，一位出自名门望族的韦氏女，“既笄二年”，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不合意者“终不谐”。最后选中进士张楚金而嫁之。甚至连身份特殊的娼妓，她们对恩客的选择，也表现出自由和开放姿态。唐传奇名篇《霍小玉传》、《李娃传》中的霍小玉和李娃，她们对自己的情爱对象，都曾进行了公然的评判。“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霍小玉传》），是双方选择的出发点。上述材料，虽然多出自唐人的文学作品，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但它作为社会生活的折射，还是从侧面揭示了唐代女子在个人终身大事的抉择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不仅是择偶问题，即使于婚后，唐代女子也有从个人情感需要或其他原因出发，敢于提出与丈夫离异的情况。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二《李?》条：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妻，“中丞郑?P之女也”，婚后“情志不合，去之。”同书卷四四四《陈岩》条记载：中宗景龙时，颖川人陈岩，举孝廉至京师，途中遇到一位正在哭泣的妇人，经询问，方知妇人遭夫家薄待，愤然逃出，“遁而至此”，进而表示：“今者分不归刘氏矣！”以上事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理由，都属于妇女主动要求离异，显示了相当数量的唐代妇女不愿受约束的个性特征，她们甚至敢对根深蒂固的礼教观做自我的反抗与试图的突破。 　　对待妻子看似“有违礼法”的要求，唐代许多为人夫者也表现得相对大度。当时出现了夫妻双方和平离异的方式。今人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一书中的《隋唐五代部分》，收录了不少九世纪的敦煌《放妻文书》格式，具体年代还有待考证，但仍不失参考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