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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无处不柔软 　　詹姆斯?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在其名噪一时的《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Johnson)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伦敦：“伦敦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那些头脑狭隘、目光短浅的人，只能看到伦敦的一小块。而那些充满智慧的人，他们会恋上伦敦，从那里看出人生的千姿百态，这样的观察是不可穷尽的。”博斯威尔想告诉世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伦敦。但生活在18世纪的他终究还是犯下了“身份优越”的坏毛病，在他眼里，似乎只有“充满智慧的人”方能享用最好的伦敦。 　　对于博斯威尔的这种思想倾向，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大?l?哈维有种说不尽的无奈。在《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中，哈维着力描绘了那些具有身份优越感的贵族对城市的种种偏见：信誓旦旦地认定城市只因他们这些人而存在，为了健康的城市文明，那些黑人、穷人等群体，必须被逐出市区，或者将他们统一规划到郊区与城市边缘空间中。而为了防止“下等人”的靠近，这些城市贵族们甚至建造了“门控社区”等种种排他性空间。哈维相信，这种对城市的“不平衡地理”想象，势必会导致城市中的“区隔”问题：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和仇恨将会越来越严重。 　　相比之下，作为博斯威尔老乡的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则要显得大度得多。拉班认为，伦敦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城市，任何人都能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独有的注脚，它们无穷无尽，不分贵贱。1974年，拉班将这个思想进一步放大，最终归结成了一本书，书名为《柔软的城市》(soft city)。此书通过对伦敦的尽意书写，为所有城市刻画了一个细致入微、柔软异常的现代寓言，其对西方后来城市规划的影响极为深远。 　　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城市的种种定义大多都是政治化的。拉班一改常规，将城市赋予了意味深长的感性：“城市，我们伟大的现代形式，是柔性的，它顺从地接受了令人目眩，而且好色淫荡的种种生命、梦境和阐释。”因为柔软，一切就变得不再固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各种可能性在此――敞开。换句话说，我们不应以阶级、种族等眼光来打量一个城市，城市的特质正在于它的多元与异质。 　　但是，城市为何会变得柔软呢?作为旅游作家的拉班，通过自己多年对城市的切身观察与体验，最终将其原因归结为城市中不同的个体人。一个人，意味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中，我们总能看到波德莱尔诗里的浪荡子、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福楼拜眼中的贵妇、马克思著作里的劳动力，以及狄更斯故事间的都市夜行人。这些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不为解读城市提供着别具一格的视角。也正因此，拉班才借用罗兰?巳特“零度写作”的观念，提出如今的城市已经变得“去风格化”，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城市无非只是个人风格一种经验的剧场。 　　当然，在个体人将城市变得柔软的同时，城市反过来也让个体人逐渐变得柔软起来。书中，拉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的文字来描述城市是如何软化一个初来乍到者的(拉班将这些人称之为“绿角”)。拉班认为，进入一个城市的过程，是一种戏剧化高度增强的场面。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入口，那里凝聚了整个城市最具感染力的修饰符号，能使“绿角”们兴奋异常，难以招架。于是，在诸多的影视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身怀“美国梦”的人在客船甲板上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时的狂喜。而在进入到城市内部之后，各种城市景观也在“绿角”面前逐一铺开：衣着光鲜的摩登女郎、灯光迷离的都市街道、豪华气派的大型商场、琳琅满目的百货中心。要想融入城市， 　　“绿角”们必须先融入这些城市景观。原本坚硬的本我，就这样在城市面前缓缓柔软，进而变成了一个任意可塑的城市人。 　　出于道德自觉的考虑，拉班虽然并未像博斯威尔那样给城市设置一个具有等级差异的伦理标准，但是他还是对城市之“柔软”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一个柔软的城市，因为太随便，太自由，以至于发展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这样的自由无疑是肤浅的。而对于自由来说，肤浅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可以把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视为自由，可以把不顾他人之痛的欺骗视为自由，也可以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仇恨与犯罪视为自由。这种略显无奈的自由，彰显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城市虽很柔软，但却充满着坚硬的事例。正因此，拉班才感叹城市怀有“魔幻”之属性，让人实在难以猜透。 　　面对现代城市中的各种坚硬困境，大?l?哈维认定传统的乌托邦已从城市中退隐，但他并未因此而否认城市的意义。在他看来，把城市比喻成一座粪堆，这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l道士采用的一个头脑简单的提喻，毫无意义。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乐观地奉承芒福德们的完美构想，认为仅凭理性便可掌控城市的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必要悲观地走向乡村社群主义，高唱“城市之死”的挽歌。这也是为什么拉班会把自己的书取名为《柔软的城市》： 　　“柔软”是一个弹性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