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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下的西谛藏书 　　郑振铎不是“喜蓄未见书”的赏鉴家，更非“奇货可居”的掠贩家，他的购书藏书。绝非徒充箧笥。而是藏有所用。他对“孤本秘籍”的态度。最能见出其“学术公器”的学者胸怀，这是与以“孤本”自恃的藏书家理念最大的不同。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学者和藏书家，其一生治学，最大的特色是材料丰富，所谓“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从郑振铎逝后捐给北京图书馆(后来的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目来看，他的确不同于此前许多讲究宋椠珍版的藏书家，其藏书体系与他的学术研究密不可分，是以《校雠广义》称其为“现代学者兼藏书家的典型”。 　　 　　一、藏书的来源与收集 　　 　　关于藏书，清代学者洪亮吉曾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与掠贩家五等。以收藏目的而论，郑振铎应是出入考订、校雠与收藏之间，“非为藏书而藏书者也”： 　　 　　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 　　古代藏书家出于社会风气与培养接班人的需要，收集图书的标准一般偏重正经正史。叶德辉曾云“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作为学者型藏书家的郑振铎，其收集标准则是读书治学的需要：“集书不为己用而但琐琐计其值，则与市估之聚货藏金何异乎”。因其偏嗜“俗文学”，所以他购书的重点亦是词曲小说及与之相关的史料，“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书、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 　　“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体现了郑振铎的藏书思想是完全以学术研究为鹄的，连类而及，藏书范围不断扩大，最终聚书17.224部，计94，441册。如此浩大的藏书数目，少数得自手钞或朋友赠贻与交换，如张葱玉赠清刊本《西厢觞政》、马隅卿赠明套印残本《玉茗堂摘评王弁州先生艳异编》、万历本《鹤月瑶笙》及《明农轩乐府》、徐森玉赠清刊本《群雅集》、周越然赠明刊本《王西楼先生乐府》、陆侃如夫妇赠《双溪乐府》与《芳茹乐府》，卢冀野钞赠《程仲权先生集》、任二北钞赠《一片翠》等，其他大多来自书肆零摊，其搜访所至，近至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 　　郑振铎20年代长居上海，主要访购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沪、杭等地；遍走欧洲，在异国他乡亦不忘寻访中国1日书；30年代北上任教，北京琉璃厂一带是他最常光顾之所；40年代蜇居上海，虽不能抛头露面，却无妨他以伙计身份伪装混迹于四马路的古旧书店，遇有心仪之本一般可托肆主存下俟机再买；解放以后他上京任职，北京各古旧书店则送货上门，任他挑选。其藏书过程，可说就是一部与书贾及藏书家周旋往复的购书史。 　　郑振铎购书的渠道，主要来自书贾与藏书家。在他的日记中，富晋、忠厚、来青、来薰、汉文渊、文汇、上海、书林、传新等古旧书店是经常出现的店名，陈乃乾、杨寿祺、李拔可、潘博山等则是他买书过程中私交甚笃的朋友。郑振铎个人财力有限，对于藏书楼散出的大宗古书往往需多方筹措资金还无力购致，所以其个人藏书得自书贾书肆者为多，故徐绍樵、郭石麒、陈杭、孙伯渊、孙殿起、王渤馥、孙实君等书商均曾与他接洽。抗战期间，郑振铎加入“文献保存同志会”，以私人身份为国家搜访珍籍，此间接触最多的则是江南大藏书家，收书重点也是这些藏书家的整体藏书，基本上各家有价值的善本均被郑振铎等人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收入囊中。上海完全陷落之后，郑振铎原本任教的暨南、光华等大学相继停办，他完全蜇居，没有生活来源，只得鬻书易米，虽间有购进新书，然藏书损失颇大。解放之后，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兼管全国图书馆业务，于公，他劝服许多藏书楼后人将古籍归之公藏，如瞿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潘氏宝礼堂、陈氏荀斋、李氏萱荫楼等；于私，他只购不卖，仅为自己学术研究参考之用，逝后即归于北图。 　　从北京图书馆为郑振铎藏书所编的善本书目――《西谛书目》来看，劫余之后的线装书现存7740种(据吴晓铃整理《西谛书跋》，尚有少数人藏北图而该书目未收者)，其中小说家类94种，通俗小说类682种，曲类667种，弹词鼓词类289种，宝卷类91种，此类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在国内藏书家中均属首屈一指，它们有力地支撑了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 　　其实，郑振铎前后藏书的数目，远在17，224种之上。遗憾的是，北图除给郑振铎捐的善本书编过一本《西谛书目》外(这个还是以他自己的简目为底子)，预备另编专目的外文书至今未见踪影，而本已承诺设立专藏的“西谛藏书室”，由于“文革”期间被改为“红宝书阅览室”，迄今没有恢复。这些资料的缺乏整理与利用，影响到了目前学界对郑振铎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