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诗人论――无心插柳柳成荫.docVIP

席慕蓉诗人论――无心插柳柳成荫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席慕蓉的诗歌风靡诗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本文以《中国新诗史论》为理论背景，并结合时代背景，台湾与内地的诗坛背景分析席诗的创作主题、方向、成因和风格，并从现代与传统相结合上对其进行剖析。 　　 【关键词】 席慕蓉；体验；小我和大我 　　 　　 席慕蓉，严格来说是美术科班出身，但自从她的诗集《七里香》在1981年出版之后，她就不只是一位画家了，而更多以诗人的身份被公众所了解。虽然在当代诗坛上，鲜有把她的诗歌归入新诗史中来的，但她的诗歌的的确确影响了80~90年代的青年人，可见她的出现是不容小视的。 　　 文革结束后，诗歌的重出江湖承载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似乎只有表达了某种社会情绪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良心的诗人，而那些陶醉于自我表现中的诗人则受到排挤和鄙视。毋庸置疑，席慕蓉明显属于陶醉自我型的，但是，她的诗歌却引发了销售热潮和大量读者的喜爱，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虽然席慕蓉的诗游离于正统诗歌之外，有点诗歌流行化的味道，但毕竟它属于新诗范畴，拥有散文的形式和诗的内容，用那些惯有的观点来审视它，也是可行的。 　　 一 　　 20世纪80年代，随着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此起彼伏，多数诗人忙于建构一种晦涩难懂的诗歌文本。新诗以“反传统为传统”，但是这种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势必造成文本的陌生化，因此出现了“诗人越来越多，读者越来越少”的现象。中国并不缺乏诗歌爱好者，但是诗人对感情的冷处理手法、缺乏人情味的吟咏使得诗歌和读者之间无法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而是将两者的距离越拉越远了。 　　 席慕蓉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她在诗中毫无掩饰地抒发自己对爱情、友情和乡情的真实感受，笔尖流淌出来的话语仿佛就在你我嘴边却不知如何表达，而她用自己优美的语言替读者说了出来。就像她在《一棵开花的树》中所表露的：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那份对爱情的渴望，令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读后怦然心动，心想：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是我深埋心底已久的话啊！心灵上的契合使得读者感到席慕蓉就是自己的代言人，她的小诗虽然直白，但是不乏哲理，这些对生活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价值关照，一种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这种写作方向是与席慕容所处的创作环境密切相关的。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在为席慕蓉的散文集《有一首歌》所做的序中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中国有报业史以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这种时空的错误，其实不过是一种人生的缘分，就像这位蒙古姑娘，画油画、画线画、写诗、写散文，笔下诉说的，无非是许多许多人生的缘分。”【1】副刊的兴旺为席慕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她的诗歌提供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80年代，内地的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将诗歌文本变得苦涩难解，台湾的公车诗、情色诗、网络诗将诗歌降到低俗之地，当读者苦于寻找一种契合心灵的纯诗时，席诗无疑是久旱后的甘霖，浸润了读者的心。 　　 当谈到创作原因时，席慕蓉说道：“年轻时因寂寞而写诗，或许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年纪稍长，因无法平抚心中的骚动而写诗；初老时，因惆怅而写诗，人也因此变勇敢了。”因此她的诗不必刻意去迎合市场，仅仅是“我手写我心”，这便符合了新文学一直强调的情生文的重要特点。她曾在《无怨的青春》的《此刻的心情――代序》中说：“在现实生活里，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子，因为有深爱着我的人的支持，我才能如此恣意地成才，想画就画，想写就写，做着对一个妇人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2]写诗是“为了我自己的一种纪念，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纪念那一个只曾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小小世界”。[3]正是因为她所拥有的幸福安定的生活、美满的爱情、完全遵循世俗规则的人生体验决定了她写作的大体风格：光泽细柔、平淡充实。例如她的《茉莉》：“茉莉好像/没有什么季节/在日里在夜里/时时开着小朵的/清香的蓓蕾//想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分别/在日里在夜里/在每一个/恍惚的刹那间”。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没有撕心裂肺的离愁别恨，有的是清清的花香，淡淡的思念，安定的生活让她在平淡中吟咏歌唱。 　　 对于席慕蓉来说，画画是她的主业，写诗仅仅是心中有话才写，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的语言汹涌而出，不掺杂任何功利的想法，有人批评说“她所面对的基本上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她笔下的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世情也好，仿佛是在天国中发生的事情，与现存的世界格格不入。”[4]对于这种评说，我想提出一些异议。体验决定创造，每个人的人生体验是不同的。余光中将对祖国的怀念和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缅怀与景仰体验结合起来，创作出了动人心魄的乡愁诗。洛夫也认为“诗是个人生命的体验，主要表现人的潜意识和内心世界”。而席慕蓉恰恰是从自己的人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