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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观点谈亚洲崛起 大变局：欧洲兴起及其引发的全球化 　　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人称“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尽管权倾一时，对时局却有不无感触的分析：“…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不仅点出近代中国面临的对外关系挑战，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高度焦虑感。 　　如同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他认为在最近五百年的东西方关系史中，存在着两个重要谜团：其一是欧洲国家体系何以能如此迅速地扩张，从而使其自一八五○年代后，逐步控制了全球；其次，则是东亚地区何以能在历经欧洲和美国控制与影响后，尤其在十九世纪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情况下，重新取得挑战西方霸权的能量。对于后者，我们稍后再谈，至于针对前一个所谓谜团，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解释(或许也代表了西方史学界的共识)是，由葡萄牙自十五世纪末率先投入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最终打破了过去以陆地作为文明中心的现状，同时启动了一段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历史新时期；当然，西欧绝对是这场革命的最大获益者。 　　自此，以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做为第一批受害者，藉由大西洋贸易及其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挹注的庞大经济利益，再加上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所提供远非人力所及的机械能量，非但让扩张者顺利动摇了欧亚大陆上传统的帝国势力，事实上，欧洲自己也无法幸免，至于结果便是博兰尼(Karl Polanyi)口中一场彻头彻尾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 　　傲慢与偏见：欧洲中心观的偏狭与影响 　　十八世纪末的哲学家尤斯蒂(Justi)曾有过如下严厉的自省与批判：“我们的理性、认知和观点，让我们自以为是，把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贬为在周遭四处爬行的可怜小虫；事实上，我们也真的如此对待他们。我们的举止行为就像整个地球的主人一样，毫不考虑，便强占了其他三大洲所有民族的土地，在他们的国家中颁布法律，然后将所有人当作奴隶，…如果说这些民族是蛮族，我们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顺着这个观点，沃尔夫(Eric Wolf)也毫不保留地批评将西方以外人民视为“无历史者”的偏见，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个误导，因为结果乃历史变成一部道德成功史，然后被改造成宣扬一群拥有美德者(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东方)的传说”。 　毫无疑问，具有前述泛道德感与自省能力的研究者毕竟是少数，在过去两百年中，更多人分享的是一种自认为“选民”的莫名优越感，以及对吉卜林(Joseph Kipling)激昂呼吁的正面响应：“挑起白种人的担子，派出你们的佼佼者，让子弟们远离祖国，去为征服的需要而服务吧”。不过，批评这种被阿敏(Samir Amin)指称为“欧洲中心说”的偏见既无意义，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根本也是随处可见的思想常态。自古以来，只要文明发展到达足以睥睨四方的程度，中心观自然应运而生；过去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如此，今日的美国又何尝不是呢。 　　进一步来说，我们绝不否认欧洲打造全球贸易与交通网络的成就，以及它在过去两百年来“超伊(斯兰)赶中(国)”的文明奇迹，也不试图挑战例如蓝迪斯(David Lands)等人所试图阐释“穷国何以会穷，富国何以致富”之不证自明的道理(其实就是重新整理一次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史)，此处要强调的只有一句话，“历史的功能并非用来厘清过去，而是更积极地帮人类面对未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中心观”无非是一种沉溺于过往的自恋心态，对于身陷其中者固然毫无裨益，对旁观者而言，若就这样被牵着鼻子走，无疑应了“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那句老话。 　　轴心位移：一个世界史的自然现象 　　正所谓“旁观者清”，或许我们没有那份运气，身为白种人且赶上十九世纪以来一股乐观进步主义浪潮，无论如何，首先，位于欧洲以外者的相对优势在于其可藉由更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世界轴心(在同一时期拥有相对文明高度者)本来便是不断地改变其地缘位置。从公元前三○○○至二○○○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公元前一五○○至一一○○年间的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五五○至四○○年间的波斯帝国、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同时辉映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八至九世纪的隋唐帝国，或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达于极盛状态，以鄂图曼为主的伊斯兰世界等，正如肯尼迪(Paul Kennedy)试图书写(但不太成功)的“大国兴衰史”一般，尽管所有占优势者都期盼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或“传及子孙，乃至万世”(努力维系霸权地位的美国也一样)，无论如何，文明轴心位移确实是个自然现象。 　　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