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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管理者权力的解释 吕长江 赵宇恒 （首先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所研究的内容及角度 即从管理者权力的角度来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他们的激励效应） 摘要：本文突出管理者权力在企业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对不同管理者权力下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货币性补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权力强大的管理者可以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在获取权力收益的同时实现高货币性补偿，并不需要盈余管理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而权力较弱的管理者则更关注货币性补偿，只能通过盈余管理虚构利润，以达到薪酬考核的目的。（1提到了研究的对象 内容 方法 结果 并未提到研究的意义 2 小组认为本文在后续的介绍中并未解释“权力强大的管理者是通过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在获取权力收益的同时实现高货币性补偿” 只是描述了权力较强的管理者与权力较弱的管理者相比不太关注货币性补偿，不需要盈余管理去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 文章内容简介 文章结构： 本文总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 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提出假设， 第四部分进行实证研究， 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部分引言 1介绍了相关的背景知识 由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管理者个人在契约设计中的作用引出问题。 2分析了选取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我国，制度背景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且具有中国特色： （1）是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属于国有企业，产权基础近似于共有产权。在共有产权下，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现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将可能不同于私有产权下两权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2）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作为控股股东主体的国家是虚拟人，其控股作用是通过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实现的，进一步地，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又要通过向国有企业委派管理者以真正完成，所以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大股东的代言人，存在强烈的政治动机，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激励补偿不仅包括货币性的奖金、股权，还包括职位所带来的非货币性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仅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还具有盈余管理的能力。 3 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 在样本的选择上，结合中国特色，选择国有企业为对象； 从管理者权力角度分析制度安排在激励契约中的作用，揭示了管理者激励补偿与企业绩效表面相关性背后的影响机理。 通过盈余管理前后企业绩效的比较，说明仅使用财务报表指标衡量企业绩效是不全面的。解释了以往文献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管理者激励补偿的考察方面，采用领导权结构、执行董事的比例、总经理任职期限计量管理者权力，对不同管理者权力下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货币性补偿效应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分析了权力及权力收益） 1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出直接考察管理者货币性补偿与企业绩效两个客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相反的结果。作者认为是没有说明激励效应的传导机理，尤其忽视了管理者作为人力资本的提供者和企业决策的执行者所拥有的管理者权力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接下来作者从权力及权力收益角度进行分析） 2权力方面：按照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契约性控制权可分为特性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 特定控制权：是指事前通过契约加以明确确定的控制权权力，即在契约中明确规定的契约双方在不同情况下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权力； 剩余控制权：是指那种事前没有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利。 （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作为委托人，当然既拥有企业的特定控制权，又拥有剩余控制权。而实际操作中，由于现代企业分散性的股权结构特点，全体股东无法共同参与权力的行 使。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股东通过股东大会的形式主要保留对董事会成员的选择权和重大事项的终极决策权，而将其他剩余控制权委托给董事会拥有。管理者作为最终代理人，其一切行为本来都是事先由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或其受托机构———董事会通过契约规定的，管理者在事先签订的契约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故管理者只能拥有企业的特定控制权。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费用的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使用语言的模糊性，或者在管理者拥有了企业部分股权后，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双方博弈后，董事会会把其拥有的名义剩余控制权转移给管理者，即管理者既拥有特定控制权，也拥有剩余控制权。）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简单研究管理者货币性补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忽视管理者权力的作用可能是不全面的。（作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契约安排保证了权力的执行。激励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如何激励则属于契约安排。由于我们要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