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届韩素英翻译比赛英译汉.doc

“后一切”的一代 我从未指望要通过文学理论课来领悟我们这一代人的本质，或者了解美国日新月异的大学格局。在文学理论课上，就该和其他任何大二学生一样坐在教室后排，穿窄腿牛仔裤，戴厚框眼镜，套着印有俏皮话的T恤衫，再配上超大的复古耳机，坐等下课后点一支土耳其金香烟，边听照办乐队[]边踱步去吃午饭。我也这样打发时间：上着有关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性别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的课，实际却是在忙着听我的Ipod，根本无暇思考资本主义压迫下的父权社会与伊登·弗洛姆[]到底有什么关系。然而，学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我却与某些东西产生了共鸣，精神为之一振，重新审视那些年纪轻轻却似乎面容倦怠的大学生们，而我也恰恰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教科书里，定义后现代主义难就难在其无法定义，因为它太……“后”了。它只是消极地否定先前的一切——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热衷改革的现代主义，而它自己的真实内涵却难以说清。它认为事物无法得到清楚的解释，甚至认为根本无法解释。后现代主义还具有“模仿”的特征，它孤立、奇特，对于那些不懂它的保守主义者来说甚至带有威胁性。尽管后现代主义起始于“战后西方”（该术语于1949年创造出来），眼见着它日渐壮大的人们却也仍未揭示出它对于未来的文化和社会有什么意义。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激起我的兴趣，是因为比起那些空泛的理论课，它更像一本敞开怀抱的书本，吸引着好奇的年轻人；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后现代主义是如此的“后一切”，甚至难以给出定义，而对其内涵的探究又引发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话题——与生长于后现代社会的大二学生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以及流行文化。 我们处于大学生的年纪，见证了太多“后”的事件——后冷战，后工业，后婴儿潮，后911……文学批判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还一度在他著名的论文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称我们为“后学者”。我们生长于20世纪末，20世纪发生的战争与革命颠覆了文明，推翻了剥削的社会秩序，使得我们拥有了空前的权益与机会。我们的时代足以完成任何伟业。 即便如此，我们是否还会冲到大街上、在无线电波里，大声喊道：“我们在这，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是否还会在华盛顿的广场上竖起我们年轻人的反叛旗帜叫到：“不看到改变我们绝不离开！教育拓宽了我们的眼界，权益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因为那是我们的权利！”？事实上，我们做的恰恰相反。我们不问原因就去参战；我们签字放弃我们的公民自由；最高法院根据《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宣布种族隔离是违宪时，我们无动于衷；看到晚间新闻中的种族大屠杀，我们一言不发。 在学校里，我们签署请愿书，加入组织协会，将我们的名字添加到邮件通讯录参与线上讨论，捐献小金额善款，志愿抽出一点时间去支教，戴着“LiveStrong”[]的腕带彰显我们对于癌症治疗与全球变暖等话题不温不火的不同看法。但我们究竟代表什么？作为真正的后现代人，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政治意识糅合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里去，不会在公共舞台上表现得鼓舞人心、拥护革命，也不会详尽阐释我们的人生哲学。我们似乎是一部没有方向和主题，也没有结构和意义的小说，我们被定义为“消极地否定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一切”。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说：“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既自恋又虚无。”他的观点呼应了他们那代人对我们的责备。我们这一代，甚至认为革命是陈腐不堪、盲目乏味的模仿行为；我们这一代，都穿着格瓦拉头像T恤[]。 詹姆逊称后现代主义为“模仿”——戴着语言的面具，说着过时的话题。在文学领域里，这意味着一个作者不是用他自己的风格来说话，而是从别处借得继而沿用，直到那些语句意义全无、开始陷入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它是模仿的再模仿，经历了太多次的构想，以至于与最原始的模型毫无关联，无法辨识。它充满大众化的个人主义，是人们期待的革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缺少凝聚力、目的与方向性。然而，对于我们“后一切”的这代人来说，模仿指的是那些一再出现的陈腔滥调，诸如社会变革以及道德愤怒。在这个公益组织以及救济金飞速增长的时代，那些反叛行为却也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它们早已达到顶峰。我们的确生活在面具之下，说过时的语言。社会上流行这样的语言，它期待我们燃起愤怒的火焰，因为年轻人都是如此热衷反叛。但是，我们怎么去反叛那些总是指望、期盼甚至怀念革命的父母一代？ 父母们有时比我们更想要有一场革命，我们怎么反叛他们？我们不反叛。不反叛就是我们的反叛。我们虽打着抗议和道德愤怒的旗号，而其实在校园里的活动重心是在互联网上，在诸如moveon.org[]（前进网）的网页里。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交流意见、倾吐挫折的地点不再是大街上而是网络聊天室。我们把那些想法昭告全国，真诚地期待合理又不失温和的解决方式：我们成立了“同学们，行动起来：达富尔”组织[]，发起了“摇滚投票”[]，参与“书信运动”[]，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