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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任文京 【导读：孤独是值得理解的心灵不得理解，它是悲剧性的。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是；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濂溪先生的“莲之爱，同予者何人”是；张岱的“独往湖心亭看雪”亦是。文人心态孤独的历史，就是他们理想求索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人们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价值取向、心灵历程和人生追求给后代读者带来了有益的思索。其中文人的孤独心态就是令我们正襟危坐、肃然面对的话题之一。 心态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内在心理建构和生活态度，所以首先应当明确，孤独不是孤僻。孤独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僻是性格上的，心态上的孤独和性格上的孤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性格孤僻之人，绝交往而少友朋，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他们属于生活的弱者；而心态孤独的人则一定是在追寻着什么，坚守着自己的情操而不移，他们真正属于生活的强者。孤独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和文化性格，显示了文人对现实不屈的抗争。 其次，心态孤独和生活孤独也不能划等号。李清照“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朱淑贞“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这是生活层面上的孤独。心态孤独的人可能交游甚广，但身边众多的人并不能排遣内心的苦闷，耳边的嘈杂热闹与心灵深处的孤寂截然相对。心态孤独的人并不是孤高，孤高是自负而小视他人；心态孤独的人是求同仁而不得，既不容于世俗，又不向世俗妥协，因而这孤独便成了他们冰雪情操和高洁人格的标志。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孤独心态的诗人是屈原。这位楚国大臣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坚持联齐抗秦，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楚国在当时诸侯国中领土最大，也颇有实力，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确有一定道理。但屈原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终遭放逐。长期的流放生活造成了屈原内心极大的痛苦，但他早年在《橘颂》中表达的信念一直鼓舞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在当时的处境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离骚》中，我们看到屈原执著不懈地艰难跋涉，他孤独无援地上下求索，愈显其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因为他的孤独是和昏君佞臣相对的，而和他精神心灵相通的是广大人民，他的人格征服了后世无数文人，赢得了后世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其实，当时就有人对屈原的行为提出劝告，屈原清醒地知道自己被放逐的原因是特立独行。他在《渔父》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是诗人孤独心态的最好自白，也是诗人以孤独而自豪的宣言。以渔父身份出现的避世隐者则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未听劝告而自沉汨罗，这不是诗人孤独心态造成的悲剧，而恰恰是时代的悲剧，孤独心态则玉成了屈原的伟大和不朽。有意思的是，屈原死后一千多年，有人仍不解其行为。宋人葛立方说：“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众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方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便是没有理解屈原孤独心态的积极意义。 孤独心态大多是由文人坚守节操志向而不肯同流合污造成的。就生存环境来说，一般都朝政黑暗、奸小当道。魏晋易代之际，士人命运多舛，危机感非常强烈，“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是其中的代表。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不满司马氏统治，故以酣饮和旷达来避祸。他可大醉六十日而绝文帝之求婚，邻居少妇有美色，他可当垆沽酒醉而卧其侧，“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在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充满了苦闷的情绪，由于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阮籍感受到了孤独无依的巨大痛苦。诗中反复出现的孤鸟、孤鸿等意象，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忧愤的情怀和故作的旷达，最好的注释其实只有两个字：孤独。 晋代末年的大诗人陶渊明，也是孤独心态的典型代表。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一日“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便辞官归乡。陶渊明厌恶官场，企图通过逃避世俗而返归自然，求得“真我”。有人说“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可谓一语中的。但陶渊明对这种孤独心平气和、非常坦然。从喧闹归向平静和孤独，他是主动选择的。无车马之纷扰，门虽设而常关，按陶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