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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分析 　　[提要] 以2009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理论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也同样表明城乡差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最后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差异；主观幸福感；有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8日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人们从以往单一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转向更加注重精神或心理上的满足，有关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也开始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学者较早开展了研究。迪纳（Diener，1993）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在最近50年里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大幅增加，但是主观幸福感水平却并没有太大波动。美国学者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他通过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的增长与主观幸福水平并不呈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环境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因此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联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曹大宇（2009）总结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总是成正比，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随着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反而可能会下降。当加入相对收入这一变量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减小，相对收入效应也会因参考体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中产阶级人数越多，居民幸福感越高，社会稳定系数也越大。大多学者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收入增加确实能提高主观幸福感；然而，如果收入达到一定临界点后，财富继续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就非常小了。罗楚亮（2006）对我国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要高于城市居民，主要是由于居民对工作预期和生活满意程度不同所致 由于国内外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采用数据和模型也具有差异，对于居民收入与幸福感问题的研究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结论。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还是之后学者们进行的各种实证分析，收入都是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其他相关因素如城乡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婚姻状况都对两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研究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经济学中，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效用”。当简化假设时，效用作为因变量，收入作为自变量，收入增加会使得预算线向右移动，新的预算线会和右上方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切点在更高的位置上，即获得了更高的效用。根据理论进行推断，可以认为当收入增加后，消费者进行决策时会获得更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但是，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持续增加并不一定会继续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攀比效应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如图1所示，假设个人的期望水平位于R1，当收入为y1时，此时他的幸福感水平为u1，即为A点。假设其期望水平不变，若收入增加到y2，则主观幸福感水平将会增加到u2，即为B点。若收入进一步增加到y3，基于攀比效应，收入持续增加会提高其期望水平，假设个人期望水平将会提升至R2，此时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并不是由u2增加到u3，而是仍位于u2，也就是从B点移动到了E点。也就是说，攀比效应使得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呈现减弱趋势。（图1） 考虑到攀比效应的存在，本文提出城乡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两条理论假设： 假设1：当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加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继续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减弱。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 假设2：随着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容易感到幸福 三、数据及变量介绍 （一）数据介绍。本文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我国城乡居民的性别、年龄等一系列人口指标以及工资水平、受教育水平等诸多经济特征。由于其中包括了人口特征、教育水平、职业和工资收入等劳动力实证研究需要的重要变量，所以本文采用CHN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介绍。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并且为了方便理解，将变量关系分类进行了升序调整。同时，以收入作为研究的主要自变量，根据家庭的统一编码，按照家庭人口数平均，求得家庭人均收入。同时，为了论证收入与幸福感“倒U”型的关系，引入了变量家庭平均收入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