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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税权配置的制度变迁 　　[摘要]建立现代财政体制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离不开对税权配置制度的改革。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税权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体制的变动也势必引发税权配置的变动。然而，在新常态背景下，强化制度供给，以制度创新强化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关键。因此，调整税权配置结构、促进税权配置改革是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归纳了中国建国以来历次税权配置变迁的原因与过程，总结了中国税权配置的特征 [关键词]税权配置；自产国家；分税制；“营改增”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77-07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是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权配置是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多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师，奉行“拿来主义”。然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拿来主义”产生的“水土不服”、“本本主义”等问题越发突出，严重制约了中国的改革步伐。要克服“拿来主义”的问题。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税权配置，必须从中国税权配置的制度变迁着手，研究中国税权配置制度变迁的特征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权配置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起点。财政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环，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中国财政体制变革的分水岭。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税权配置制度与演变。有助于发现中国税权配置变动的客观规律 （一）中央高度集权的税权配置模式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时，是一个百废待兴、国家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局面。由于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与掠夺，特别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破坏，国民经济实际上已濒临崩溃。新中国中央政府为了统一全国财政管理，1950年3月政务院先后颁布政令，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税权配置格局。第一，中央政府享有地方税收立法的最终审批权。第二，一切税收收入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使用，中央政府特批地方独立开征的税种除外。第三，在税收征管方面，除了中央批准可以征收的地方税以外，所有税收的课税对象和课税税率都由中央政府制定或修改，各地方政府无权自行调整、必须依规征管，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方面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央政府完全掌控了税收征管权 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仿照前苏联经济模式，逐渐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短缺经济”，社会生产、生活资料极其匮乏，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为了适应这一经济大背景，财政管理体制也呈现出“统收统支”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模式。当时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管理模式除了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外，总体上类似于中国明清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模式，即地方的所有财政收入全部逐级上缴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所需经费则再由中央统一核定后拨付。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中央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掌控了全国几乎所有的财力，地方也呈现出对中央绝对依赖与服从 （二）建国后第一次税权配置改革 自1956年开始.中国已经不再是“税收国家”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是来自公有制经济（国营或集体经济）上缴的利润。此时，国营企业的税收越来越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国营企业纳税与上缴利润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国营企业再也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纳税人，而是与政府一样，属于整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种主要依赖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取得国家财政收入模式，被称为“自产国家”，也被科斯称为”中央集权化的经济” 然而.当时党的领导人对经济高度中央集权的前苏联模式并不信任，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家和生产单位（城市中的工厂及农村的生产队）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1958年中国开始了包括税权在内的分权改革。此次经济领域的分权改革对当时的税收管理体制有着四方面的影响：第一，增加了地方固定收入。《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将部分税种由中央统管税种调整为地方税种，相应的税收管理权也下放至省一级自行负责，地方也就享有了关于这些税种的优惠减免权以及对课税对象、税率的小幅度调整权。第二，原来由中央负责征收管理的共享税，税收征管权开始移交各省份，并赋予各省份对这部分共享税的优惠减免权和制定加税措施的权力。第三，赋予各省份开征地方税的地方税收立法权。第四，赋予基层政府税收优惠减免权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税收只有形式意义，对地方财力最有贡献作用的是国营企业的管理权，此次分权改革中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约88%原属中央各部委直属的国营企业移交给地方，地方财力迅速加强。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也造成这样一种怪相，即地方政府虽然获得了在经济上的自主权，但是地方政府只是听命于中央政府。即便地方各级党政官员出现经济决策失误，也并不用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