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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成年人监护的价值理念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形势直接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漏。宏观上，监护制度缺漏诸多，国家干预贫弱，呈现的是放任主义；微观上，针对性立法零散混乱，回避伦理亲情。宏观干预不足，微观矫枉过正的原因在于监护价值理念混乱模糊。随着未成年人利益本位的确立，家庭自治监护模式的式微，强化公权力干预获得正当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监护关系的先在性和家庭监护的天然优势，对家庭监护的伦理性给予充分尊重，在干预过程中应当注重家庭监护的法律化和强制化，在引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对最大利益作柔性考量。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要模式，以国家监护为个别辅助模式的监护形态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国家干预；家庭自治；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29 民法典的制定热潮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研究民法相关制度的热情，其中有关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研究可谓硕果丰富，相比较而言，有关传统监护制度尤其是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然而作为民法重要制度，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法学界之共识，尤其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价值观念不断更新的背景下，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实则需要从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上进行重构，以改变现有立法严重滞后的现状 一、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构的价值理念困境 研究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可知，其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宏观架构体系完整、制度全面①。宏观上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且干预的重点在于强化父母和监护人职责，即以国家干预确保家庭监护的稳定，国家干预对家庭自治的冲击巧妙地转变为对家庭自治的强制性维系。除此之外，在具体规则设计上，考虑传统的亲情伦理，将亲情整合的任务交由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完成。例如，《德国民法典》家事法院确定法定监护人时，需要考量血亲、姻亲关系，与未成年人的情感亲疏远近[1]。而我国则逆其道而行之，宏观制度设计上，缺漏重重，难成体系，家庭自治空间极大，未成年人很多时候处于家庭私域权力支配之下，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利益被掩盖于家庭之下；微观上，一方面在已有的制度之下建构规则时，缺乏对伦理亲情的考量和整合，另一方面，依鲜明的实践逻辑处理突出的社会问题，国家干预直接侵入家庭内部，往往“为拯救未成年人于水火之中”而压制父母的亲情需要，从长远来看，并非对未成年人有利。我国监护制度所反映的监护理念宏观上保守传统，微观上能动冒进，冲突混乱十分明显 （一）宏观上国家干预不足――放任家庭自治 我国缺漏诸多的监护制度是传统保守的监护理念的最直接反映。《民法通则》中仅有寥寥两个条文直接规定未成年人监护，《婚姻法》更是仅以四个条文间接涉及之，监护人确定制度不完整，监护监督制度、监护资格撤销制度、监护能力制度等缺位，父母监护和其他主体监护的具体规制一视同仁，这种高度概括性的立法有损法的明确性，造成司法适用的困难，更有相关条款因适用率极低被调侃为僵尸条款，长期沉睡②。这种象征性监护制度是重家庭自治，轻国家干预的监护立法理念的必然后果。传统宗法家长制文化使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理念具有鲜明历史惯性。由于对家庭伦常和传统伦理文化的过度尊重，对家庭自治和亲属协力表现出高度信任甚至放任，我国监护制度的具体内容更多留给家庭自主决定，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予干预，造成我国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上原则过于概括，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漏洞百出[2] （二）微观上国家干预冒进――回避亲情伦理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重视家庭自治，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家庭自决空间大，但过度自决必然造成权利的滥用或义务的不履行，进而产生社会性的监护问题。当某一类社会问题集中出现时，立法者极具针对性的立法活动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便捷、最高效的方式。由于极具针对性和目的性，微观的制度设计常常表现出较强的国家干预色彩，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有颠覆伦理传统之嫌[3]。过多微观层面的能动干预导致立法零散，协调不足，冲突有余，微观的分散立法则反过来进一步加大了将其统筹于监护制度框架之内的难度。这种针对性的积极立法常常以能动的实践逻辑为驱动，缺乏宏观的价值把握，导致立法意图不明，价值理念内在冲突，立法成果过度冒进③。例如在确定父母以外的法定监护人时，以亲等作为近亲属监护顺序的确定标准，而不是以近亲属与被监护人的具体伦理情感为标准。再例如，最高人民法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民政部针对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事件频发的问题颁行《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一改国家传统的消极态度，设置了监护资格撤销制度和临时监护制度，干预程度可见一斑。其不区分父母监护和其他人的监护，设置统一的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