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之建构.docVIP

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之建构 　　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理学，或称道学和圣学，它重新阐释了儒学传统，着重探讨儒学的义理，形成了新的儒家学说。新儒学派为了儒学的纯正，将辞章之学和训诂之学的儒者排斥于儒林之外，以为义理之学才是真正的儒学。新儒学的创始者之一的伊川先生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他将当时的学者分为三类，认为汉唐以来的经师和唐代古文运动以来的文士，他们皆非儒者，唯有深知儒家之道的理学家才是真正的儒者。明道先生程颢谈到文士与儒者的区别说：“学者须学文，知道者惟进德而已。”学者求学问，了解事实；知道者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学习古代圣贤立身处世，增进道德。新儒学派在宋代迅速发展壮大，理学成为时代思潮，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统治思想。理学家们特别注重内圣成德的道统传承，认为儒家之道在孟子之后失传，自北宋濂溪先生周敦颐等才发现了儒学不传之秘，承继了儒家道统。因理学家提倡讲学之风，强调师承渊源，于是在南宋后期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时，他们建立了新的道统。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熊节的《性理群书句解》，受到其师《伊洛渊源录》的启发，列出理学家传道的派系渊源。黄?衷凇妒ハ偷劳炒?授总叙说》里总结儒家道统承传关系：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子。宋以后的理学家们皆宗奉此儒学传统。明代末年孙奇逢著的《理学宗传》较详而系统地纪述宋明理学十一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u、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的宗传系统。这样，儒学道统在理学发展中得以承传，渊源有自。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学即真正的儒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1610―1695）的儒学观念源于明末理学家刘宗周。他从刘宗周学习理学，继承了理学家的道统。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曾讲学蕺山，也称蕺山先生，有《刘子遗书》与《刘蕺山集》传世。其学远绍程朱，近宗王阳明之学。刘宗周于明代崇祯八年至十四年（1635―1641）在家乡闲居讲学时，黄宗羲已是壮年，邀约名士数十人前往受业，自此深得蕺山之学。理学家们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讲求为学的工夫，以主诚、持敬、致知或穷理，作为道德修养的门径，它们是各家传授的心法。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成为理学的一个支派。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以为每个人皆自然存在判断事物善恶是非的天赋能力，道德伦理的标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发展了孟子的“良知”说。《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以“致良知”为进入圣学的门径，在当时具有反对权威学说的意义。刘宗周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于崇祯十二年（1639）从王氏著作中辑出要语三卷为《传习录》，以传阳明之学。他说：“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自此人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吾心之知即圣人之无不知，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也。”刘宗周虽接受王学，却主张以“慎独”为入德之门。《中庸》第一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是认为学习儒家之道，应以戒惧的心理遏止人欲，才能对道持专一的态度。刘宗周乃是理学之儒，他的慎独宗旨及理学观念，皆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黄宗羲理解的儒学实即“理学之儒”，以“知道”“进德”为儒学的宗旨，承继了自宋代以来理学家所传的儒学道统。因此他反对《宋史》从“儒林”列传中分列出“道学”： 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乎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 道学――理学是宋代新出现的儒学派别，《宋史》在《儒林列传》之外别立《道学》是符合学术发展实际情况的。黄宗羲之所以反对，是因坚持其理学观念，认为只有理学才是真正的儒学。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派原称道学，在南宋中期发展为理学与心学两派。明代末年言心学的学者不去读书穷理，言理学的学者又专注于章句训诂。因此黄宗羲主张严格以理学宗传为线索以认定儒学，将心学从理学中分出。理学家最讲求道统，将理学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分别出来，然而从学术的发展来看，汉唐的许多儒者同时又是著名的文章大家，特别是宋代以来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等学者皆以文章称著，而理学家则于文章方面相形见绌。这在明代末年因有“学统”之争，它涉及儒者与学者、文章家的区别。关于这个问题，黄宗羲认为： 余近读宋元文集数百家，则两说似乎有所未尽。夫考亭（朱熹）、象山（陆九渊）、伯恭（吕祖谦）、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