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采薇》明代文献整理情况概述.docVIP

《小雅·采薇》明代文献整理情况概述 　　摘 要：清代至今，对明代《诗经》学的研究仍存不足，而明代《诗经》学研究又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现以《诗经》中《小雅 关键词：明代 诗经学 《采薇》 清代以来，关于明际《诗经》学研究的著作只是寥寥，在具有通论性质的《诗经》研究著作中，对明代《诗经》研究状况的论述也只占了很小的篇幅，结论往往言其空疏，与汉唐宋人相较皆有不足[1]。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有明一代的论《诗》著作在数量上超过前代，七百四十余种著作中，目前尚存二百二十余种[2]。他们作为经学的一部分，反映着明代主要文化思潮的变化，刻画出明代《诗经》研究的脉络 此次所涉及的文献，依托于国家社科项目《中日朝诗经百家汇注》，从尚存的二百二十余种著作中，又选出明代各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五十一种，以反映不同时期《诗经》研究的倾向。每部著作先读其序言，再读后世目录学著作中相关提要，最后落脚到《采薇》文本的具体内容。但是，因资料搜集有限，笔者只能就表面现象进行总结概括，但亦希望管中窥豹，见出明代《诗经》学的衍进方向，并于《采薇》篇有所发现 一、明代前期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结束元末的乱世，建立起统一的汉族王朝，以前朝为鉴，以强硬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作为统治者本身的朱元璋，对理学有浓厚的兴趣，“勤于学问”，虽出身游丐，然屡与儒者问学，“能为散文”，“亲风雅”，“熟于史事”，“留意经学”[3]。他一方面用政治手段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加强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兴办学校，规定学校的教育内容，和科举试题的选择范围;一方面又因其本身多疑的性格，重典治国，大兴文字之祸，《廿二史??记》言朱元璋“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明初文人多仕”条下云：“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文人学士，一授官职，罕有善终者。”这就造成了明初保守拘谨的文化环境 从思想史自身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明代早期对程朱理学的奉行自有其法理依据。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谈到这是“沿着惯性在这一取向上前进”的选择，有着“民族”与“文明”的双重支持[4] 从上述来看，对程朱理学的奉行奠定了明早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基调。对《诗经》的研究，自然而然围绕着朱熹的《诗集传》，以下通过具体论著加以说明 梁寅是明初由元入明的学者，颇通经义，时人称之“梁五经”，其作《诗演义》成书于洪武十六年，其自序曰：“今之读者宜一遵程、朱，难复互异，故曰义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诗如今之歌曲，或颂或规，唯取大意，诗之事实，多所未究……故余之所论者为幼学虑。”由是可知其作主旨在阐发朱子《诗集传》所言之义理，且言辞务必浅切通俗，易为幼学所知。对《采薇》篇，梁寅于训诂方面不出《朱传》，义理疏解偏重于为上者与为下者之间的伦理道德。这种对经典作理学化诠释的学术风气，其影响程度虽有变化，但一直贯穿了整个宋明时期[5] 明早期还有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胡广等人奉敕修编的《诗传大全》，台阁气颇重。从思想上来说，在当时拘谨的文化环境下并无甚新意，羽翼《朱传》，甚至还有抄袭之嫌，但确是反映了宋元以来汇集诸说的学术潮流。当然，此书之编纂，可能还受到统一王朝之初多有学术总结风气的影响 梁寅的《诗演义》与胡广等人修编的《诗传大全》代表了明早期程朱理学笼罩下《诗经》研究的两种方向 二、明中期 明中期的政治局面直到弘治时期都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直到正德时期，两次藩王之乱，刘瑾乱政，切武宗荒淫，不理朝政，导致“战则无兵，守则无食，民生穷苦，府库空虚，风俗倾颓，纪纲废弛，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法令不行”的局面[6]。当统治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再那么严酷之后（明祖晚岁去严刑），思想领域对程朱理学独尊的不满开始体现，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变革。从这一时期的《诗经》论著来看，一是对《毛诗》的回归，二是阳明心学影响下的立异解读 明中期的《诗经》著作，不再是独尊程朱之学，而是出现了回归汉学的趋势，重新依据《毛诗》的疏解，表现在对《小序》的依从，并对程朱诗学表现出或温和或激烈的犯规态度。如正德间吕?沟摹睹?诗说序》，《四库提要》曰：“是书以《小序》为主。”袁仁《毛诗或问》，《四库提要》亦评其为：“是编大旨主于伸《小序》，抑《集传》。”他们对《采薇》篇的解说，不出《毛传》，对诗旨的论说不约而同的强调了“先王之德”。《说序》言：“此先王所以达人情”[7]，《或问》则曰：“知国所以兴。[8]”这样的有意强调，或许并不仅仅是在思想上反抗程朱之学的禁锢，而是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忧虑与失望，融入了经书的注解，通过对先王理想政治的追述，寻求解决的方法 基本上同一时期兴起的阳明心学，无疑是这一时期甚至之后长时间内最有影响力的变革。在其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阳明弟子季本所作《诗说解颐》，《四库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