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doc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703【原刊页号】111-112【分 类 号】J2【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作 者】詹福瑞/王小盾/傅刚/周月亮/杨乃乔【复印期号】199708【 标 题】“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 正 文】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且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在实践层面上，也可以归结为“技术”问题，文学研究越是深入，对“技术”的要求也就越趋强化，王国维所表现的，实际上也是重视“技术”的倾向；学术研究只能稳固地发展，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学术研究也并不总是在“首创”，其界定必须严格，利用不同视角所得到的新认识，并不就是“首创”；文学研究的要义在于养育人性，作为审美与意义的研究，应该从经学、史学的范式中独立出来；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应该多元共生，传统方法与新方法应该整合起来，王国维的精彩就在于他不仅接受了东方，也接受了西方，既是学者，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思者。　　＊　　　　　　　　　　 ＊　　　　　　　　　　　　＊　　　　　　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　　河北大学教授　詹福瑞　　“自在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存在。文学无论如何拒绝社会、忽视社会，却总是深固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带有大量的文化意义，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决定于文学自身的文化性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不仅仅是所谓的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　　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与其他社会文化扭结在一起。其他的社会文化以一种类似于场的效应的形式影响文学，体现于作家的审美心理、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体裁、风格和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所谓文化的研究，即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文学的文化性质。　　这种研究，是一种趋向会通思维的研究。它不仅要求从多种文化纽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文学现象，而且对其作圆融通照的研究。这样，就改变了剥离式或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赋予文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融通的思维模式。譬如，关于梁代宫体诗的研究，旧的文学史和研究文章多把它视为帝王荒淫生活的反映，在价值判断上也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一种把影响文学的单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剥离开来的研究方式，是典型的单一式的研究思维。近些年文化研究的兴起，打开了宫体诗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者从佛教文化、都邑文化和军伍文化等多种文化关系来观照宫体诗，就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地揭示了宫体诗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宫体诗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主张，研究文学现象要追求一种圆融通照的境界。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研究思维。　　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寻根讨源思维特点的文学研究。发现新的问题，揭示某些未被发现的文学现象，固然是其主要任务；但文化的研究，并不驻足于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文化根源。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必然要把研究的目的定在对文学现象的寻根溯源上。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正是靠这样的研究得以解决。如四声是古代汉语固有的一种声调现象，但是诚如沈约所言，多历年代，“此秘未睹”。到永明时期，始揭此秘，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永明声律论，创作了永明新体诗，直接影响到近体诗的形成。四声的发现，是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四声的自觉，有多种文化原因，其中随佛经翻译而来的对拼音原理的进一步自觉，对四声的发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四声三问》即揭示了四声发现与佛经转读的这一层关系，把四声八病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维。它不仅从各种文化因素与文学的联系来研究文学，作由外向内的思维运动；还要立足于文学这一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来反观文化，作由内向外的思维运动。这种逆向型的研究，过去一直把它视为与文学研究有关联但又不是同一性质的研究。其实这种认识是比较狭隘的，限制了文学研究的视域。文学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的特殊性，还要研究文学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这样，才是完整的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之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色彩，带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