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大区行体制何去何从.pdfVIP

央行大区行体制何去何从？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体制改革上，这句话似乎相当贴切。 随着货币信贷职能以省为单位的属地化调整，以及首批河南、河北、浙江、福建等省会 中心支行和深圳市中心支行由副局级升为正局级，市场纷纷传闻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近多年来 的大区行体制将逐渐淡出，不太长的时间内，整个管理体制很可能重新回归到 1998 年设立 大区行前。 过去，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是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沿袭而来的。旧体 制下的模式是：省、直辖市、自治区设分行，地区一级设中心支行，市、县设支行。1984 年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曾设想不再保留县支行一级，人民银行的业务由当地 专业银行（主要是工商银行）代理。因此，当时人民银行的县支行基本上都撤销了。但经过 实践证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县需要单设人民银行机构，因为中央银行的业务由某家专业银 行代理，其他银行很不方便，特别是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不宜代理，让专业银行自己监 管自己实际上十分困难。同时，随着农村多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出现，没有中央银行专 门机构管理也不行。因此，1986 年大部分县支行又相继恢复。在这一时期，随着 “市管县” 行政体制的推行，人民银行原来的地区中心支行也基本上取消，改为在中心城市设二级分行。 但是，这些变化并未触动原有分支机构的设置模式。到 1998 年，我国中央银行——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设置的突出问题仍然是按行政区划设置，即不论各地区经济、金融发达程度 如何，也不论业务量多少，从县以上有政府就有人民银行，是什么级别的政府就有相应级别 （一般低一级）的人民银行机构。这种按行政原则设置分支机构的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 央行现有的分行为 “1+1+2+9+”模式，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海总部+北京和重庆两 个营业部+按区域设立九个大区分行（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需要设立派出机构，设有天津、 1 沈阳、上海、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9 个分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20 个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5 个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305 个地（市）中心支行，1778 个县（市）支行。）。此前，央行的分行设置与各家国有商业 银行一样，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设立分行。若将时间上溯到 1954 年 6 月之前，央行实行的则也是 “大区分行”制。 大区行之弊 1998 年央行开始的体制改革转向了按经济区划设置分行的取向。至 1999 年初，跨省区 九大分行和北京、重庆两家营业管理部相继成立。根据当时的改革方案，分行的主要职责是 依据总行的授权，负责执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辖区内除证券、保险外的金融业务活动 进行全面监管。在不设分行的各省区首府所在地还设立了以该地命名的金融监管办事处，作 为分行的派出机构。在分行所在地以外的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设立中心支行，省会城市 中心支行除了履行原来承担的职责，还增加了原省分行在国库经理、支付清算、现金发行和 金融统计等业务中的管理汇总工作。 毋庸否认，正像硬币往往有正反两面一样，新体制运行半年后，改革存在的诸多疏漏与 不足开始逐渐暴露。尤其是金融监管权限的划分上，在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以及省会城 市中心支行的关系衔接和职责划分方面，衍生出一系列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和问题。 反思整个改革过程，之所以会出现诸多矛盾和问题，除了所谓时间仓促，缺少全面系统 考虑等原因以外，实际上还隐含着其他一些尚难以理喻的因素。 一是中央银行能否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二者于一身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 也存在理论上的争论，1998 年的改革似乎在朝分设方向努力，但实践中又困难重重。事实 上，如果把中央银行比作一手抱小孩（金融机构），一手持奶瓶（货币政策）的母亲，那么， 实难想象中央银行这位母亲能在搞好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又把握好货币政策，使货币政 2 策的有效性不打折扣。 二是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看，中央银行当然应尽 可能保持与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但在防范和化解银行体系危机和风险处置方面，中央银 行则显然离不开地方政府。亚洲金融危机后，信托投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