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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冲突根源及化解 　　摘要：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以人为中心的城乡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利益和认知等原因，不同主体间会产生一定层次和烈度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有多种因素，包括以二元制结构和农地产权的模糊性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政府与其他强关联主体的关系因素、各主体的价值观因素、各主体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以及被城镇化群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冲突一体化治理结构，最大程度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以及发挥公共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和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等措施，能有效化解潜在的和已产生的主要社会冲突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会冲突；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化问题日益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学界基本形成了如下共识：一是城乡、城郊融合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城镇中的棚户区（都市村庄）与建成区二元结构，让相关区域中的居民都能同等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二是强调人本思想，把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尽一切努力满足关联人群的合理预期；三是走集约式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不断减少资源的投入；四是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以绿色文明、生态和谐为目标，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关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李云新[2]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模糊性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冲突的制度根源。周天勇[3]基于现有中国土地制度供需矛盾，认为高度集中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制和配置制度必然导致土地冲突。D.J.Campbell等[4]认为，土地利用冲突是经济、政策、机制、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M.L.Ross[5]和L.P.Billon[6]将土地权属不清等作为冲突产生的根源，认为土地所有权被保护的可能性越弱，发生土地争夺的可能性越大。李洪波等[7]将诱发冲突的根源归纳为冲突主体、冲突本体和具体制度安排缺陷三个层面。应该说，上述成果对社会冲突的根源进行了多元、深度探析，为制度化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冲突提供了参考。本文拟根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个体和群体的真实物资需求、行为动机、个体与群体认知、自主与从众、价值观变化等，来探寻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并针对导致冲突产生的关键因素提出化解思路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的主体与主要冲突形式 依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其发展进程中涉及到的主体不能再简单地界定为政府、企业和被城镇化对象，而应从更高的层次、更系统的环节去考虑，将各当事方及其相互关系设计为一个包含相关主体、主体关系及其所处环境等多种结构要素的体系 1.社会冲突的主体 新型城镇化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广大农村居民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大战略举措，将影响到全国61 866万农村人口和74 916万城镇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数据来源：《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因而我们必须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涉及到的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及环境体系进行梳理。综合来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主体及环境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文化层。文化层是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通常把能推动城镇化朝着预期目标前进的文化称为正向文化（积极文化），反之则被称为负向文化（消极文化）。文化层虽不是当事方，但影响着每一位行为主体 （2）政策制定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地会根据中央的政策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地方性政策。政策制定层在制定政策时是否能坚持和谐为本、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保证所制定政策的公共性、可执行性，是能否解决社会冲突的关键 （3）政策执行层。政策执行是把政策规划付诸实施的关键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占有资源的非均衡性，执行层往往在参照上位政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利于开展工作的执行工具，并且经常直接与政策执行对象打交道，因而常处于冲突漩涡中 （4）政策监管层。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政策监管层均担负着重要的监管责任，要对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行全程监管，以保证其既符合上级的要求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心声，同时要对政策的执行时时关注，及时纠正并参与化解执行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否则，就会诱发社会冲突 （5）合作企业层。诉诸市场是分配资源的最好方式。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调动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往往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相应程序选定合作企业投资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往往以谋取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弱化自身的社会责任，从而诱发社会冲突 （6）被城镇化群体。被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