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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使得华夏先民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完好地保存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至少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1）在政治制度上，“国”即为放大了的“家”，“君君臣臣”即为放大了的“父父子子”，这种状况容易巩固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但却很难建立起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公民社会。（2）在行为准则上，“仁爱”代替了“博爱”，“礼教”替代了“法权”，这种状况容易形成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力和社会群体的自我凝聚力，但却很难建立起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契约关系。（3）在信仰方式上，“人人关系”代替了“人神关系”，“宗法文化”代替了“宗教文化”，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复杂的人际纠葛，但却很难会陷入非理性的宗教迷狂。 任何现存的文明社会中，都有着家族血缘关系。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这种家族血缘关系的功能和作用却不尽相同，其中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有的轻微，有的重要。对于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笔者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一文中曾做过分析。这里仅就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作用问题展开论述。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纷纭复杂，研究起来颇为不易。然而取其要义，择其精华，不可不从家族血缘关系入手。毫不夸张地说，谁若理解了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谁就掌握了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钥匙。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家族血缘关系是古代氏族社会的遗产。所谓“氏族社会”，就是建立在一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渐渐取代了血缘关系，国家取代了家族，社会契约取代了生物纽带，文明制度便开始出现了。但是，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华夏先民却走上了一条“亚细亚的”、“早熟的”文明路径。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与古希腊的文明程度不同，早在夏、商和西周时代，中国尚没有铁制工具，就连青铜器的冶炼也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的铸造。生产力的低下，使得剩余财富不会很多，因而用不着建立庞大的国家政权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鲧和禹之类的部落首领不得不联合其他部落共同承担起治理黄河的历史使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将部落联盟演变为国家制度，致使他们的后代启废除了分散的部落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集团过早地诞生了。 这种被马克思称之为“早熟的”国家政权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原始遗产。因此，与“古典的古代”等其他文明社会相比，属于“亚细亚的古代”的中国社会保留了更多的家族血缘关系。后来，在长期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下，这种原始的家族血缘纽带始终没有被私有制的利刃所彻底斩断，因而在整个文化结构中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所谓家族，是由男女之间的婚媾关系繁殖、衍生出来的社会群体。而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父系氏族社会里，男性显然已在家族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易传．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1][2]如此说来，人类的社会关系原本就是从原始的自然关系中派生出来的。进而言之，自然中上下有别的 “天地”与家庭中的“夫妻”、国家中的“君臣”一样，是不可易位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正是由这种以男权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制度中派生出来的。 现据有关周代的历史资料看，由氏族领袖演变而来的国家统治者采取了分封诸侯和承认原有土著势力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将一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则承认地方宗族势力的合法地位。从理论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属于国家而非私有，但在实际上，王侯领主们对土地的控制和使用都有着世袭的权力，因而在长期的过程中便形成了一种血缘性、地域性很强的“宗法”管理体制。“据近人考究，‘宗法’制度大略是这样的：譬如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包括嫡长子的诸母兄弟与庶子)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裔，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大宗则都称为庶。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本族则为大宗……。在宗法制度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族。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2] 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该塔的每个局部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家族，而家族与家族之间又有着远近分明的血缘关系。其实，这种“宗法”关系的意义也不仅局限于贵族阶层，其基本精神已渗透至整个中国社会。 天子 诸侯 诸侯 皇太子 诸侯 诸侯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