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值论》15生命异化的当世综合征.docxVIP

生命异化的“当世综合征” 生命异化在当世已如此令人瞩目，以致于世人不得不审慎研究和应对。本研究作为着眼和服务于当代中国的一部生命价值论，自然会集中笔墨探讨中国的生命异化问题，为篇幅所限，暂对其他国家的相关问题存而不论。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国人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国人也正从传统的“依附性人格”走向现代的“独立性人格”；国家发展蓝图中的“以人为本”、社会生活和法律进程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标志着马克思“人是目的”的理念在今天正在变为现实。 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时代落差，中国要走出漫长的农业文明自在自发文化模式的影响，消除封建宗法统治的遗毒，呼唤和发展个人主体性、尊重和维护个体生命与尊严，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另一方面，避免重复西方社会工业文明进程中的个体主体性膨胀，个体生命价值被“物化”和“异化”的老路，及早地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规范个人主体性的发展，已时不我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国人的思想正在从蒙昧走向开放。但物质享受的充盈、知识至上的感召、工具理性的横行，却使得部分国人生存的意义渐次迷失，幸福感有所减弱。这些人游走于科学世界，脱离于生活世界，追寻于至高无上的统治欲望，迷失于空寂漂泊的精神家园。在现代化王国里寻回生命的尊严，安顿虚无的心灵，提升国人的幸福指数，实现生命的意义，已成了现今国人最大的企盼。 生命意义感匮乏 生命意义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随人的主体性的增加和人对自身生命展开的体认意识的苏醒而生成和发展。马克思曾根据“人的独立性”生成的历史尺度，把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时期。马克思判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在人的独立性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人生命意义感具有不同的呈现样态。 传统社会缺乏生命意义感生成的土壤。在传统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拘缚了人们的手脚，“大一统”的稳态政治架构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家国一体、整体至上、层层对上负责的观念根深蒂固，自主、自为、自律诸如此类的意识一直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气。生命意义一直被误读为对别人、对上级、对单位、对整体的依附和归属。人们只知道是哪家的人、哪地方的人、哪单位的人甚至哪个帮派的“小弟”，却很少有人去追问真正的“我”到底是谁、生命于“我”意谓着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沿袭千年的忠臣孝子的典型，“我是一块砖，哪用往哪搬；我是一颗钉，哪要往哪拧”一直被誉为高尚的品德。国人这种传统性格被梁漱溟（1893-1988）称为“依存者”性格，在这种性格里天然地缺乏自主、自为、自律的素质。在这样的时期里，国人的个体生命意识隐而不彰，对生命意义的无视习以为常。 中国人的主体性发展史的一件头等大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于主体性的发展而言，其意义远过于过往的改朝换代，甚至也远过于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一大二公”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以前的所有所谓的“革命”无非是以一种威权代替另一种威权，主体的人并未形成。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否定了由自然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生活中的禁欲主义，揭秘了精神生活中的蒙昧主义，改变了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以及由以上三者所决定的人对人依附的存在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社会联系逐步扩大，个人需要日趋多样，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有了可能。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个体开始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进行着自负盈亏的自主经营；人们在等价交换的开放市场经济中形成了平等自主交往的多层次、网状型社会交往关系，个体自主性得以丰富起来。市场竞争培养了人们的竞争态度，增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生成了人们的创新精神，激发了个体在能动的创造活动中对自我的超越。市场经济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时代大潮张扬了人的创造性，个人的独立外观由隐渐显，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以对物依赖的基础之上的人的独立存在方式一并形成。相对于传统社会中人对人的依附而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