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京师大学堂京师史话（一）.PDFVIP

京师史话（一）：源自京师大学堂 校史研究室 魏书亮 说起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不能不提 及京师大学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顶 层设计与系统探索，京师大学堂的孕育是肇 端。但 1898 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既非顺 产儿，更非幸运子，成立不久便因八国联军 的侵掠而中断，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雏 形来运转，还要迟至 1902 年师范馆、仕学 馆的正式开学。 十九世纪后半叶，垂暮之年的大清帝国， 外有列强环伺，内部百弊丛生。在西方船坚 炮利和商品涌入的冲击下，大清帝国的门户 一点点地打开， “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的政治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心锈迹斑 斑。与此同时，西方的进步思想、先进文明和科技成就进入国人的视野。1894 年，甲午战争惨败，材力物力十倍于日本的大清帝国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在“割 让台湾岛”“赔银2 亿两”的棒喝面前，国人愤然惊醒。梁启超在回忆中说道， “唤起我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光绪皇帝“宵旰彷徨，临朝痛 哭”，明言“不甘做亡国之君”。维新人士“结社”“办报”“公车上书”竭力鼓动， 一时间舆论大哗。在羞惭交加、愤恨难忍的国民情绪面前，一场以变法自强为主 旨的运动开始酝酿。 面对积贫积弱的困局，有识之士纷纷开出药方。介绍西方学校系统和教育制 度的著述和奏折多了起来，从庙堂到士林，兴学之议不绝于耳，开办新学呈蔓延 之势。甲午之败的当年，青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慷慨陈词，“夫人能尽 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 裕。故日：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96 年，开始进入维新运动 中心的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说的异常明确，“变法之本，在育 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刑部侍郎李端棻向清廷上 《请推广学校折》，首次动议设立京师大学，强调“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 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其后，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 大学堂。光绪帝予以批准，不久即命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筹划大学堂事宜。 清廷中的顽固派因担心权力受到削弱，竭力施展阻扰之能事，设立京师大学 堂事宜一拖再拖。直到1898 年6 月11 日，光绪颁布 《定国是诏》，明令变法， 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在各方的催使下，7 月3 日， 总理衙门奏复《遵筹开京师大学堂折》，提出“宽筹经费”、“宏建校舍”、“慎选 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办学措施，并附呈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 章程》，京师大学堂进入筹办程序。随后，又确定马神庙（今景山东街）乾隆四 女儿和嘉公主的空闲府邸（俗称“四公主府”）作为校址。8 月24 日，礼部铸 妥关防，户部划拨经费，京师大学堂开办在望。 需要说明的是，“维新变法”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不仅仅是成立一个大学堂， 而是要对国家的教育体制、选材途径进行重新设计。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8章54 节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 切章程功课，皆当依此次所定”，培养“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新型人才。 “大 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设置编译局，“取各 种普通学尽人所当习者”“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编为功课书。 师范教育则尤为维新派所注重，在梁启超看来，富国强兵所需人才的匮缺， 洋务派所办学堂的不敷其用，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 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他进 一步强调，“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