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专业英语精读).docxVIP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 读温特：《无政府状态时由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 早在1959年，沃尔兹就提出了由中央权威缺失和安全困境下的无政府状态，在当时他的理论的到了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的支持。后来建构主义产生，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一种自然状态，是由国家建构的。他在《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指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间在互动时的共有观念造成的，因而无政府状态也只有在互动中才能得到解决。特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是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之间在互动进程中建构的共有观念结构。温特认为,国家之间产生主体间意义的进程由发出信号、作出解释和回应这一“社会行为”开始。当行为者——自我和他者开始交往,自我作出一种姿态或举动时,他者将不得不对此作出符合或不符合这种姿态本身意义的解读,在此基础上作出回应。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社会行为”,这使双方都产生了对对方未来行为的预期。以这种试验性知识为基础,自我作出新的姿态,开始一次新的社会行为。如此反复互动就产生了自我与他者之间较为稳定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共有的观念结构。 对国家而言，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且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的威胁信号，安全困境就会产生，但是安全困境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它也是在行为体互动的实践中被建构的。“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建构与重新建构自我同社会关系的过程”，权力政治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特点。 正是从这种强调行为体的主动性、实践性和能动性的意义上,温特得出结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因此,如果国家发现自己处于自助体系中,这是因为它们的实践使然。改变实践将会改变建构这一体系特征的主体间知识。正因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所以无政府状态可以有多种逻辑,而不是物质主义的单一“无政府逻辑”。因为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建构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可以改变的。在互动中,行为体之间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确立了相互间的或敌或友的身份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利益的界定。不同的界定会产生不同的安全体系,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谱:一端是“竞争的”安全体系,这是一种国家否定性地界定相互安全、认为我之所得即他之所失的零和博弈体系。中间是“个体主义的”安全体系,国家对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这两种体系都是无政府状态的“自助”形式。另一端是“合作的”安全体系,国家积极地界定相互安全,每一国的安全都被视为全体的责任。后来温特进一步把上述安全体系分别概化为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这三种无政府文化各有不同的特性。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 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内容。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上文所说的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 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体位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体位置。主体位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 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 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 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 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 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 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 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第一、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 战争就会“ 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第二、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