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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科学体制改革 摘要：我国科研体制改革已走过25年的历程。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科研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但面对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面对资源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压力，面对当今的复杂局面，归纳三个方面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字：科学体制，改革，问题，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体制发展状况 我国的科技体制最早是学习前苏联的，“12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我国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布局，科研院所也建了很多，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从事现代化科学研究的科研队伍。“文革”时期，我国的科技事业遭到重创。改革开放后，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但科研与产业脱节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的现象十分严重。 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推动二者的结合，采取的方式就是让研究院所转制，一部分院所进入企业，或自身变成企业，这是当时的指导思想。另外，完全靠国家经费支撑科研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院所直接面向市场，到市场中去争取科研经费。当时的出发点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一些院所进入企业后，面向产业需求的压力加大了，开始主动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有些转制比较成功的院所，甚至已经成为很好的企业，而且它从横向所获得的经费比从纵向得到的国家经费还多。从转制的角度看，原来这两点设想是实现了。当时也提出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把企业变成主体后，科研院所可以配合企业工作，但当时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企业长期以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它的研发力量十分薄弱，这使它在短时间里难以承担起技术创新主体的重任。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是创新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他们的考核目标不同，比如中科院的定位是知识创新，重点是基础研究，即便是研究一些应用技术，也并不是直接做产品。通常高校和院所的研究目标还到不了产品的程度；而多数企业又还没有能力直接承接院所的成果并将其???化为产品，中间环节缺失的现象严重。转制前，原来的应用性研究院所实际上起到了中间环节的作用。而转制后的院所变身为企业了，它把过去的服务对象，变成了行业里的竞争对手。他们本身的收入待遇可能都提高了，但相对而言，它对行业、对国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从这方面看，院所转制以及科技体制改革，不可否认是带来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 如今的改革中的困境 “多头交叉”的管理体制 制约中国科技生产力发展的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科技宏观管理体制，这些问题可概括为“机构重叠、多头交叉、封闭运转、条块分割、创新断裂、资源浪费”。“机构重叠”指科技宏观管理职能被分解在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各部门的政策不一定相容协调。“多头交叉”指政府科研经费往往由多部门同时发放。“封闭运转”指许多科研课题从立项、招标到完成、验收，在科研人员与政府机构问往返进行，基金单位最后拿到一份“专家鉴定”的结题报告就完事了。“条块分割”指部门、行业和地区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缺乏科技资源投入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协调管理。“创新断裂”指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匮乏，知识生产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人为”隔离，好像是“群岛”或大量“创新岛”，彼此之间仅有有限的沟通和协同 。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研究机构和大学不了解产业的技术需求，产业也不知道研究机构和大学能提供什么 。“资源浪费”指科技资源分布在多个部门、行业、单位，众多经费申请渠道造成了国家科技经费的分散投资和重复投资。 “行政主导”的运行机制 中国的科技体制沿袭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驱动模式，产生了“宫本位、潜规则、劣胜优汰、重量轻质”等问题。“官本位”和“潜规则”紧密纠缠在一起，导致“权力寻租”现象非常严重，这是中国科技体制的致命伤，极大地扼杀了创新型人才，阻碍创新型成果的涌现。科技组织的建立、科研机构运行机制的设计、科研人员的编制和薪酬、各类科学计划实施，都由政府事先确定和规划， 忽略了科学界的多样化需求和科技活动自身的规律，消解了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驱使研究者不专注于“科技”的研究和探索，而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消耗在“科技”之外的政治运作上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势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这种人治模式部分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部分来自照搬苏联模式。非竞争性、按权力和身份分配并获取科技资源的现象还存在，行政力量在课题划分、分配、报奖中的权重较大，课题从可行性研究、立项、考核、验收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各种关系的交织缠绕 。在重大问题上专家的影响没有达到应有分量。中国重视的有些科研领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