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万寻找岗位的劳动力何去何从？服务业能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docVIP

截至11月底，在我国10个劳务大省中，已经有5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到2009年春节，这一数字还会迅速扩大。当城市无法再为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不得不留在农村。大学生们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610万人，以目前的就业形势看，预计将有200万人左右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2003年的高校毕业生总和。而其他一些城市白领们，则有可能面临裁员的威胁……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剧烈动荡，都会带来劳动力的重新流动，而每一次劳动力流动和资本的重新组合，又会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成长的动力。站在这个立场，2009年的就业压力，就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重新涌动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涌向的主题词，将是“服务业”。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接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当时最富活力的象征。这是中国劳动力自由涌动的第一次浪潮。10年前，国企改制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影响，导致国企职工大量下岗，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难题，但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最终消化了大量失业人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在这10年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劳动力涌动的第二次浪潮。而这一次，从2007年开始的企业发展升级与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使劳动力市场再次面临重新洗牌。数千万寻找岗位的劳动力何去何从？服务业将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我们由此将2009年看做“服务经济元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服务业的崛起将是对旧有经济模式一次新的重组。在改革开放30年获取巨大成就之后，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开端。张炎夏：2009年利用好现代农业政策50岁出头的上海商人张炎夏喜欢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城里人去乡下种地，掀起了一轮投资现代农业潮。在张炎夏看来，相比很多工业领域的过度竞争，中国农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谁先懂得利用农业政策优势，谁就抢占了商机。2009年他计划在上海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用社会分工来管理农业，“像生产一颗螺丝钉一样去生产每一粒稻谷”。他说，“新农业不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来完成，而是靠资本运作进行。政府的两点作用特别重要，一是为现代农业做担保，二是监督农产品质量”。主笔吴琪选择不去流转土地现在有不少城里人想去乡下承包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我看着好笑：他们是在重复我2004年做的傻事。那年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结果发现自己与所有农民一样，走进了一个“高进低出”的怪圈——在地里投入的成本高，最后由于粮食收购价低，种地的利润非常少。我原本看中土地规模效应，并且想拿到粮食进入流通领域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提高了种地成本，风险也很大。直到做了5年尝试后，我发现农业领域有很多规则是与工业领域大不一样的。2009年对于农业投资来说，怎样降低成本和利用农业补贴的政策优势，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我从1984年开始做生意，卖过专利电话机、消防器材、办网站、开饭馆，所以会用做企业的方法来核算，衡量我在农业投资里的成本和风险。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使得在大城市投资农业，其实远比到偏远地区投资农业划算。以上海市来说，上海的农业补贴属于全国最高，2009年每种一亩地，政府给农民补贴最高可到320元，而江苏一亩地的补偿只有30元。但补贴是给种粮大户的，若某个大户的种田规模达到80亩，政府给予某个额度的补贴。规模达到200亩，才能获得每亩320元的最高补贴。上海农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可能只有5亩多地，所以个体很难获得高额的农业补助。这就给了投资者商机，怎样通过规模经营得到并用好这些补贴。初入农业领域时，我并不懂得利用政府补助，而是选择了集中土地的方式来种地。2004年我到金山区廊下镇租地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年的租地合同，也就是将500亩地流转到了我手里。但是一季粮食种下来，我就发现集中土地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流转土地后再雇农民为我干活，等于是我将农民个体隐性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如果每亩地租金500元，亩产1000斤，那么我每斤粮食的成本就比农民高5毛钱。再加上人工成本，每斤粮食要比农民多7毛钱的投入。一斤粮食国家的收购价是9毛，我种地成本就比农民高出7毛，怎么能赚到钱呢？农民说谷子晒3天就能干，可是他们为我干活时，哪有为自家晒谷翻得那么勤快？谷子5天也晒不干。人工费用比我的预算高出近一倍。农忙时一亩地好几人忙不过来，农闲时一个人也不需要，这种零散的季节性的用工，很难讲究效率。由于金山靠近上海市区、杭州、苏州等地，年轻人多年前就弃农打工了，我能找到的本地劳力，全是“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的”。如今上海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