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与信息处理一个“非典”行为的预测模型.docVIP

关键词： 理性思考 信息处理 非典 危机 澳门 [摘 要] 本研究以在澳门发生的流行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俗称“非典”）危机事件，来检验行为预测模型。我们通过分析媒介使用习惯、信息处理模式、评估性反应以及行为等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来回答研究问题和界定各种影响条件。我们在2003年5月7日至10日适逢发生“非典”事件的高峰期，于澳门进行随机电话访问调查，共访问了526位15岁或以上的澳门居民。从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来看，我们的数据在四个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对“非典”所产生的恐惧感暗示比一般认为基于理性思考的态度含有更强烈的情感元素；第二，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具有社会与个人的明显分野；第三，关于信息处理的两种策略―中心化处理及边缘化处理，其预测恐惧感及行为的方向恰恰相反；最后，态度扮演了信息处理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的假设得到的支持，此结果与O－S－O－R模型的概念化一致。 一、前言 对于行为的理论解释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可见与隐藏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态度、信念，有时甚至同时出现的共变量如社会规范和信息处理形态）。然而，尽管目前社会心理学里已经建立了不少经得起考验的模型，有关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仍然未达共识。首先，其中一个争论点是人类的理性思维（human rationality）（例如有意识地衡量成本与利益等）与尚未建立理性联系的情绪（emotions）（例如恐慌、狂热等）两者之间究竟是相辅相成还是彼此竞争的关系。虽然在适当的时候，任何一种关系都可能发生，但是就模型建立的角度来说，含糊之处颇多。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之下，这种关系是调适或交互作用（moderation or interaction）、中介作用（mediation）还是独立影响（independent influence）呢？ 其次，过往研究显示，有关感知（perception）以及由感知诱发的行为（perception-induced behaviors）可以分为个人及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个体具有感知及行为主导的能力和意愿，而在社会层面，个体则没法掌握甚至是抗拒这种能力和意愿。这些发现带出了一些关于感知及行为的维度以及可能预测这些维度的路径的严重问题。具体地说，人们是否能把感知和行为区分成社会及个人两个层面？若是，那么这两个层面的运作是否需要吸收不同的信息？影响两者的前提变量（antecedents）又是否可以区分？ 第三，令人困惑的是有偏好（preference）的问题。对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如何与为何有偏好，以及不同个体之间所产生的态度和行为冲突的程度和因由，我们目前所知甚少。例如，在评估相同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人们有不同的偏/cwgllw/好？为什么人们有不同的意见？那些具有相同信念及采取一致行动的人有哪些共通点？那些在行为上相异的人是否在认知过程中也系统性地表现不一致呢？ 这些问题可以放在由Markus和Zajonc（1985）提出、经McLeod（2000）提炼后的O－S－O－R模型中寻找答案。根据此模型的思路，本研究以发生在澳门的“非典”事件为研究情景，试图建立一个行为预测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选择“非典”事件的原因是，这样的重大社会危机（至少在媒体的话语里面是这样定义）一方面会令公众整体的态度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却会加大个人在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反应。此时，常规显然已经有所变化。至少对于某部分人来说，这突而奇来的事件使他们某些活动受到限制，而某些活动却受到推动。按此逻辑，“非典”事件是否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危机已经无关宏旨。人们对事件的感知才是关键。澳门是一个人口不到半百万的小城，其主权/在1999年从葡萄牙政府回归中国，当地中文媒介调子一致亲中，官方主导政治话语权，社群同质性亦较高。这些特点让本研究拥有一个「天然控制」来自多元社会网络及政治观点的污染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