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法国思想界的老问题.doc

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法国思想界的老问题 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这是法国知识分子自其诞生之时，便不断思索、反复追问的老问题。 在法国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涵义，它并不包括记者和政治家，主要指“大学人士”（universitaires）。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专业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心系社会，热忱地参与公共事务，希望帮助消除世界上的饥饿、贫困和不平等。很明显，知识分子兼具学者和公民的双重身份。 然而，在学者和公民这两个身份之间，并非没有张力。知识分子概念本身的出现，即充分说明了它的模棱两可性。它以否定的形象，在十九世纪末首次出现在反德雷福斯派的笔下，后者用来批判德雷福斯派的学者，批评他们背离学术独立的原则，介入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领域。 因此，鉴于学者和公民之间不可能根本消除的张力，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时，总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自我辩护。 在战后法国三十年的时间内，萨特一直在捍卫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正当性。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为知识分子辩护》里，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介入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他们以人和社会的整体观念——如今，此种观念已经不再可能，似乎显得抽象而荒谬——的名义，挑战一切现有的真理以及受其影响的行为”。在他的眼里，知识分子在投身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萨特本人也没有安分守己，不仅从事哲学研究和小说戏剧的创作，还密切关注和积极参加“与己无关的事务”，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热衷于追求个人解放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萨特的哲学、小说和戏剧直接服务于普通民众的解放斗争。并且，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相挂钩的必要性： 唯有在民众阶级身上，并且唯有借助于它，（知识分子——笔者注）才能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通过抛弃自身的改良主义幻想，他可以激进化，变成革命分子，并借此认识到：人民群众除了会打破压迫他们的偶像外，不会再做别的事情。 萨特的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法国并非个案，哲学家阿尔都塞及其信徒们也在宣扬类似的学说。在他们的熏陶下，或许亦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法国青年学生当中流行一种到工厂、农村学习，帮助工人和农民认识异化、反对压迫的热潮。 然而，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激进的工人运动渐趋消退，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他们拒绝革命的幻想，拒绝加入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学生运动。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则让法国知识分子动摇了左翼信仰，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出版（一九七四）更是在他们当中掀起了一股皈依民主制度或自由主义的风潮。有鉴于此，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把巴黎斥为“欧洲反动的首都”。 在政治环境与智识氛围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法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介入社会的问题。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对萨特的批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模式树立了新的标杆。 福柯曾经也是萨特的一位崇拜者。但是，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让他走向了批判萨特的立场。福柯表示，在革命希望已经彻底落空的年代，知识分子不能再盲从萨特，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掌握普世真理，并冥顽不灵地以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自居。福柯不无嘲讽地说： 知识分子在过去宣称，他们要向那些不懂真理的人诉说真理，要为不能诉说真理的人宣扬良心和优雅。然而，最近的事情让他们恍然大悟，民众在认知时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民众比他们知道得更完善，更清楚，也更好；民众同样能够铿锵有力地诉说真理。只不过，有一种体系在禁锢、阻碍和否定他们的知识和话语。（……）事实上，知识分子就是此种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自命为良心和民众话语之代理人的观念也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 福柯宣称萨特代表的“普世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universal）已经过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再是革命斗争，而是权力—知识的批判。有鉴于此，福柯全身心投入监狱史、疯癫史、性史、知识考古学以及生物政治学的研究，深入批判家庭、两性、学校、监狱甚至人脑里存在的真理和体系，揭露其压迫的本质，试图为正在从事具体社会斗争的普通民众提供专业的知识工具。这就是福柯提出的“专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spécifique）的职责所在。 布尔迪厄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世知识分子”。他指出了激进革命学说的局限性，认为社会的压迫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存在知识、思想、文化或者如其所说的“象征资本”里。更重要的是，“象征资本”的压迫还因社会大众不知不觉地将之内化为“习性”（habitus）而变得异常隐蔽。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体制入木三分的剖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象征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作为福柯的朋友，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