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I）「碑」.PDF

「碑」「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I ） * 柯慶明 摘要 「碑」、「銘」依寫作要旨之不同，可區分為：傳人昭德、敘事紀 功、序地弘道，以及未必刻石而僅為言志、頌讚的銘作。這四類在寫 作的重點及其美感的聚焦上，實在大相逕庭，因而完整的論述，勢必 繁複而漫長。因此，本篇先以最常見之「傳人昭德」之類型為考察對 象 。 首先，闡述「碑」、「銘」的製作有其符應於「文學」本質的屬性， 以及所預設的性質與功能。其次，分別從德行、個性、命運等三個面 向，分析傳人昭德之碑銘的文學表現。以寫作者而論，有仰之彌高、 交感共鳴、悲憫憐惜等諸種視角。從書寫重點的變化來看，則逐漸由 形式整齊的美感，轉向「敘事」的戲劇性表現與「議論」說理的機鋒 。 關鍵詞：碑體、銘體、蔡邕、韓愈、美感特質 *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清華中文學報 第九期（2013 年 6月）第 47～79頁 清華 學報 一、前言 隨著白話漸漸取代文言成為為各種正式場合的文辭形態，加上科 技的發達，許多比石頭堅固耐久的材料紛紛出籠，勒石刻銘的習慣， 除了墓碑以外漸漸少見。但是「碑」「銘」顯然是攸關古人心目中的 「不朽之盛事」，使許多人雖然未必側身史籍，亦得以「假良『史』 1 之辭」，「託飛馳之勢」，而希冀「聲名」能夠「傳於後」， 面對必然 降臨的死亡，藉以肯定一己曾經存在的生命事實。這似乎是人類臨對 2 「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之永恆情境，所作的聊勝於無的補償或 反擊。 假如我們同意曹丕、王羲之的看法：「文學」原就是出於對「終 期於盡」之人生情境之深沉意識或強烈的感懷，換句話說，也就是對 人我同具的「生命意識」之敘寫與抒發，那麼「碑」「銘」的製作， 原就有其符應於「文學」本質的屬性；它的特殊，若從語言傳播的角 度來看，則主要是其「載體」或說「媒介」（media ）原是意在保存久 遠，或者足以呈示於眾，因而它的「受訊者」（Addressee ），顯然不 拘於某些特殊的對象，甚至其中還包括了足供後世觀覽，預含了「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3 的期盼。因而永久記憶似乎就是它所預 設的性質與功能。 中華文化為了記憶與提醒，先就有在器物上「銘」刻文字的習慣， 4 如著名的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真的由「銘」 1 以上引句出自〔魏〕曹丕，《典論‧論文》，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卷52 ，頁2271 。 2 〔晉〕王羲之，《蘭亭集‧序》，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 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26 ，頁1609-2 。 3 同前註。 4 出自《禮記‧大學》，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頁984-1 。 48 「碑」「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I ） 言而成了 「名」言。而鐘鼎等青銅器的製作，主要皆出於 「述德紀功」， 更是不能不刻銘以敘其事，否則無以明白其製作的意義。所以蔡邕 〈銘論〉一方面詮釋「銘」之種類： 5 春秋之論銘也，曰： 「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並說明其性質，以至漢代的發展： 鐘鼎禮樂之器，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