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中政府行为的规制.docVIP

　　合作治理中政府行为的规制 ok3ent”等同类词的差别并不大,它们都是用于表示统治者以权力进行支配、管辖、控制。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治理(-governance)被西方学者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个词语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开始更多的被应用到了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领域。荷兰学者基斯?冯?克斯伯根和佛朗斯?冯?瓦尔于2004年发表于《欧洲政治研宄杂志》的《作为学科间桥梁的“治理”》的一文中,对“治理”这个概念的九种常见用法,进行了充分的梳理,其中包括:(1)善治,这是“治理”最常见用法,他认为效率和合法性具有经济、行政和政治价值。(2) “无政府治理,指不存在政府治理的可能性的情况,如全球治理。(3) “非政府的治理”。这种用法指的是社会与社区的自治。(4)市场制度与经济治理。(5)私人部门的“善治”,如公司治理。(6)公共部门的“善治”,以市场作为公共政策的模范。(7)网络治理。(8)多层次治理,就是说相异层次的政府和公私几种部门在各个层次上的参与。(9)作为网络治理的私域治理。②由上述可以看出,“治理”的概念着实繁杂,而仔细梳理可以发现,所谓的治理理论,强调的核心概念,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非政府性”,即并非只是传统的统治权进行的管制。一言以蔽之,我们在定义治理的时候,可以参照研究治理问题的专家詹姆斯.N .罗西堪的定义:“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 ....... 1.2合作治理中政府行为在中国显示的困境 虽然合作治理在国内学界的研宄方兴未艾,然而,从实际层面上,合作治理在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政府机构改革,国家机关更多权归于民,这自然是我国行政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阶段,政府公权力依然独大,许多事务依旧由政府包办专营,并且由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倾向,如监狱承包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己幵始推行的合作治理方式,在我国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所以我国在建设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自身国情做出必要的调整创新。这个过程中,从无到有,独立发展,不能直接参考西方现成经验,无疑对我国合作治理的发展,也是巨大的挑战。而当前合作治理在中国的困境,极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合作治理当中,去限制政府的行为。下面,我们将考察几个当前中国在合作治理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分析说明对政府行为规制的迫切性。自2013年起,我国的食品质量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即废除了长期以来的分段监管模式,而是改为由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管辖,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质量标准制定的职责,则被赋予了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 [1][2][3][4]下一页 计划生育委员会。然而,虽然从制度上初步建立了这种统一管辖的机制,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依旧不容乐观,地方保护主义、官商勾结等原因已经是老生常谈,而从合作治理的角度来说。 ......... 2行政法第三形态的视角切入 2.1第三形态的建构 政府在合作治理中规制问题的出现,本质上,还是应该要回归到,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政府在合作治理中的地位,然后才能确定,到底该怎样规制政府,让政府达到我们既定希望的目标,而第三形态理论,正是我们去分析政府定位的绝好视角。当我们谈及所谓的行政法第三形态的时候,我们自然需要提到何为第一形态、第二形态,这三种形态的划分,就目前笔者收集到国内资料而言,是由我国学者江必新老师最先提出的。这种形态划分的大致情况如下: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道路上,先后衍生出三类不相同的模式,即:(1)社会治理的第一种形式,是以“国家行政权利一一公民自由权利”为主要形式,此种模式下,行政机关和对应的人之间的联系是“命令和服从”,也就是居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心地位的是国家政权。(2)社会治理的第二形态,指的是“自由权和社会权一一国家行政权利”为主要形式,作为公共服务的人占法律关系的主导地位,并且强调服务的理念。(3)社会治理模式的第三形态与第一形态和第二形态有所区别,它是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利一一公共行政权利”为主要形式,主要强调“民主”,不同于一、二形态的“自由”和“平等”。以国家任务的社会使命为背景,从政府执行国家任务的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现阶段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模式,逐渐形成了第三形态,除各级政府和党委外,也逐步把社会和人民的力量融入其中,使行政行为也包含了社会自治、民主参与的行为。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伴随着行政主体的改变,国家任务社会化也将逐渐被行政主体的社会化所替代,在“企业一一市场”和“政府一一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即“非政府组织一一社会”。国家任务的社会化,即优化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司其职,其途径是转变政府职能。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大部委的改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