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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决策与生成机制 　　鉴于面临的种种风险，政策创新更类似于风险投资，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具有连锁效应，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政府政策创新扩散决策与生成机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述评 　　作为政策创新扩散的重要形式，试点推广模式被视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制定经验①，这种自上而下的扩散模式能够将决策者承担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然而，这种模式似乎高估了中央政府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忽视了作为跟随者的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及其对形势的判断能力。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都会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判断和决定是否采纳获得中央政府许可的政策创新。 　　②这表明我们所理解的政策创新扩散并非简单地增加政策的适用范围，而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决策选择过程，其中或许伴随着精心的利益权衡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 　　③倘若我们不了解推动政策创新扩散的决策过程的特征就难以理解为何当前有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显现出明显的扩散效应，而有些则仍然局限于一隅之地。 　　自杰克沃克的开创性研究以来，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已经逐步在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涌现出一批具有累积性的研究成果。与之相比，我国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仍然处于概念引入阶段，主要是遵循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早期的研究路径，描述政策创新扩散的轨迹，分析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杨静文、张玮分别分析了我国政务中心制度④以及暂住证制度⑤创新扩散过程，发现创新扩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逐步展开的。那么，地方政府是如何进行政策创新选择的呢?马亮和张闫龙分别分析了电子政务⑥与土地银行制度⑦的扩散过程，认为地方政府的内在特征会影响政策创新的选择，却没有阐释政策创新扩散的生成机理，即某个地区出台的政策在其他地区得到复制和传播，并最终导致许多地区都出台类似政策，这种现象是如何得以发生的?政策创新者的行为选择是如何影响后续的创新跟进者，使其做出类似决策选择的?虽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在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大量探讨，但是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地方政策创新的推广仍显必要。 　　二、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决策分析 　　在领导为中心模式⑧的决策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决策实际上是由地方政府、政府机构和部门的一把手所发起和推动的，他们充当了创新决策第一决策者的角色。因而，创新的性质、程度和方向等取决于决策者的动机、能力、目标以及决策风格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政策创新的属性构成了决策者进行创新选择的基础，相对优势则是其中的代表性属性。在罗杰斯看来，相对优势是指一项创新比起它所取代的方法具有的优势⑨，在决定是否采纳某项创新时，人们不得不根据预期的收益及可能的后果行事。 　　(一)政策创新收益分析 　　在创新决策者的决策效用函数当中，政策创新能够产生的相对优势似乎体现为两方面：(1)社会效用，体现在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或者提高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倘若新的决策方案能够改善政府管理的绩效，缓解政府面临的各种危机，那么决策者可能会尝试新的举措，社会效用可以视为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2)个人效用，政策创新和变迁归根结底是由利益驱动的。不同于商业创新可能提供诸如奖金、利润分成、股票期权等高效度的激励形式，在科层体制中，创新决策者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类似的物质回报，而是晋升机会。为了让上级能够关注自己，赏识自己的能力，创新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装置，经过媒体的宣传和学者的关注，创新者通常会被贴上敢作敢为、积极进取、富有冲劲等标签，从而向上级释放较为强烈的有关个人能力的信息。因此，虽然政策创新的可能性与地方的经济发展规模、富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指标密切相关，但是一些打破常规的创新举措反而在地区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潜力有限的地区率先提出，制度创新成为地方官员寻求政绩的一个重要举措。 　　⑩倘若把职位晋升作为创新决策中个人效用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政策创新应该是在上级允许或默认的情况下，以反应型或适应型创新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较为稳妥的举措，既能凸显自己的创新精神，又能把创新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然而，实际的政策创新中不乏突破型或探索型创新的存在。这类创新一般更为艰辛，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方式的选择通常超越了单纯的利益计算，显现了决策者追求的价值观和使命感。因此，这类创新可以归属为价值驱动或者创新的内在动机驱使，决策者更为看重的是选择产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这表明采纳行为还部分受制于个人对其行为的自我评价，而这一点通常在分析决策者的行为动机时被忽视了，忽视了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为何个体有时会做出看似采取违背理性行为逻辑的决策。正是个体真切的心理意义，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方式和行为性质，意义也使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文化道德性赋予了个体行为的终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