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在中国：1897—1950年（下）.docVIP

好莱坞在中国：1897—1950年（下） 其次，好莱坞每年向 中国 出口的影片量极其不稳定，并受到许多意外事件的 影响 。比如，它同中国片商频繁发生的冲突和对立，导致了电影院周期性地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电影。反过来，好莱坞有时也会切断对中国影院的电影供应，以抗议它在中国所遭遇到的所谓“不公平”待遇。此外，为了惩罚一些好莱坞制片厂拒不服从中国官方规定，或不按照要求删剪其影片，中国政府也经常采取拒检的办法，使其影片不能在中国发行。遇有这些情况，美国电影对中国的输出数量就会出现浮动。 第三，一些其他 政治 或 自然 环境因素也对影片进口发生影响，比如美日外交冲突，使好莱坞决定收缩它在远东地区的营业规模。另外，中国货币发生贬值，导致进口影片加价，好莱坞利润降低，也会削减它的输出量。1936年底美国船员罢工，大批货物、包括影片在港口滞留。有时，甚至恶劣的气候都会造成美国电影输出下降。因此，对美国电影输入中国的数量统计几乎不可能绝对精确。（注：《沪上影片发生空前恐慌》，见《电声》1936年第5卷第49期，第1307页；又见《新片将终止运华放映》，《电声》1939年第8卷第35期，第1368页。） 而 计算 好莱坞在中国所获得的利润则更难了。从 社会 环境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带来许多市场变数，因此，很难找到具有典型性、能够反映整体情况的数据资料。从空间角度看，军阀割据和政治分裂使得不同地区的 经济 条件和税收政策差异很大。这反过来导致票房收入和电影发行费用上也有不同。除了向中央政府缴纳关税、进口税，外国电影发行商还要向地方政府机构交付各种费用。以上海为例，光是电影审查机构就有三个，法租界、英租界，还有国民党政府，都对电影施行检查，并收取审查费。从时间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外国电影在不同时期都采用了不同的税收政策。例如，在20年代外国电影无需交纳审查费用，但1931年以后必须支付每500英尺胶片20元的电检费。同样，外国进口电影的关税也从20年代的5％增加到30年代的10％，这还不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娱乐税。 30年代后期，美国驻华大使克莱伦斯·高斯(Clarence Gauss)抗议中国海关压制代表好莱坞八大制片厂利益的中国电影贸易商会( The Board of Film Trade)，征收“二次进口税”。在他写给海关的抗议信中，高斯引证了这八大制片厂提供的陈述材料，以说明好莱坞在中国的利润很低，不应该征收二次征税。 按照电影发行商的阐述，如果考虑到关税和其他费用如租金、发行费等的总开销，我们不难理解，即便能够盈利，最后所得的利润也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还认为此刻并没有到缴纳更多关税的地步，特别是当前的对抗导致了他们的生意在急剧萎缩。（注：高斯给海关总署的信，1939年6月21日，第二 历史 档案馆，海关档679—19722。） 米高梅电影公司在为高斯准备的材料里提到几个具体例子。其中之一是一部叫做《石榴裙下》(1936，Petticoat Fever，导演：乔治·费兹里斯[George Fitzmaurice])的电影。该片于1936年4月25日从纽约运到中国，在31个地区放映，进账8483.85美元，其中791.83美元用于向中国缴纳关税，占到了公司利润的10％。再除去其他费用，包括交给电影制造商的租赁费、宣传费、检查费、保险费、海运费、发行费、保护费和库存费，公司最后所得的利润微乎其微。哥伦比亚公司的例子是电影《人言可畏》(1935，The Whole Towns Talking，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放映35轮，进账5400.00美元，其中539.54美元或者说总收入的10％作了进口税。雷电华公司的《午夜之星》(1935，Star of Midnight，导演：斯蒂芬·罗波特[Stephen Roberts])，放映27轮，进账6517.95美元，其中778.43美元上缴关税。派拉蒙公司的《黄粱一梦》(1934，Thirty Day Princess，导演：马里恩·格林[Marion Gering])，进账9373美元，向中国上缴738.62美元关税。最后，环球公司的《安第斯山风暴》(1935，Storm over the Andes，导演：克里斯蒂·卡巴纳[Christy Cabanne])进账6407.36美元，华纳兄弟公司的《敞篷餐厅》(1936，CEiling Zero，导演：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进账6443美元，两个公司都缴纳了占到收入10％的税收。当然，这些数据是八大公司为证明他们在中国牟利甚微、抗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税收而准备的，因此，这里的盈利估算可能是极端保守的。如果以这里的数据作基础，平均每部影片净盈利大约在8000美元。再把这个数字乘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