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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践求证，用思想写作 用实践求证，用思想写作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开端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其发展从古至今历经千年，在人们的不断探索研究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已发展成音乐学中一门重要独立学科。 　　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中陈四海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音乐史》）是音乐学界的一本优秀的理论著作。在这个新作迭出、百舸争流的年代，陈四海先生精益求精，以其扎实的学术基础、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积累、翔实的多方考证、丰富的教学经验，厚积薄发、旁征博引、集各家之大成写出了这部《音乐史》。此书并非卷帙浩繁之作，但作者在原稿基础上加入了课堂讲授实践并进行补充后的段落，观点更加鲜明、内容更加翔实丰富。《音乐史》采用通史写作方式，按时代顺序讲述中国古代的音乐史实。全书视野开阔、思考独到、行文流畅，是对中国音乐史学教材的又一次补充和完善。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对史实做出客观的判断，并于文学相联系。作者这种独特的思考和写作方式使这部《音乐史》能够在各具特色的音乐史教材中脱颖而出。 　　1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音乐史》中，作者充分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和历史必然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首先，作者在每一章的第一篇都详细介绍当时的社会概况，将音乐史还原到大的社会背景中，用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来分析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其次，作者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能跳出特定的历史时间，用宏观的眼观看待某问题在古今中外的地位或影响。例如，作者在总结相和歌时说：相和歌经过了徒歌但歌相和歌相和大曲的发展过程。可见艺术的发展提高，是由简到繁，是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表现力丰富的复杂的艺术形式的[1]体现了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在208页对嵇康和西方19世纪著名的音乐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观点进行对比又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的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此外，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多方求证。如在乐府的设立年代的问题上，以往根据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文章《两都赋序》一文中提到汉武帝始立乐府便得出乐府是汉代设置的官署，但作者明确提出，秦朝乐府钟的发现表明了秦代乐府的存在，进而表明乐府的设立始于秦朝，盛于汉朝，充分运用了史料、考古实证等证明来还原历史真相。 　　2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音乐史》是一部音乐通史性质的著作。这部著作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音乐史的写作原则，取其精华，推陈出新。《音乐史》秉承传统音乐史编写体例，按历史时期分十章介绍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史：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与多数音乐通史著作相同的是：这十章的整体结构存在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每一章的第一节都是这一章所讲时代的社会概况，篇幅简洁但内容翔实，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交代了这一时期的音乐大背景。 　　与以往不同的是：第一，在后三章的历史分期上作者没有采取宋元、明清或辽、宋、西夏、金这样的分期方法，大胆抛弃了辽、西夏这两个历史影响，尤其是音乐历史影响较小的朝代，而选用了金这一政治上与大宋王朝与金国政权形成南北对峙、文化上女真族与汉族形成鲜明对比的少数民族音乐代表，既具有代表性又节省了很多重复性的赘述，可谓革故鼎新。第二，作者凭借其丰富的民间音乐知识，在详细介绍音乐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在对传统音乐发展过程的阐述中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民间音乐知识，如在明清音乐一章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弹词、鼓词、梨花大鼓、道情（牌子曲）等民间曲艺的发展历史；民间歌舞方面介绍了秧歌舞、采茶、锅庄等在近现代影响深远的歌舞形式；作者对南戏与昆弋、乱弹剧与皮黄腔、戏剧脸谱与服装等古代戏曲的优良传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京剧中各种艺术的发展历史，可谓推陈出新。 　　3 文学性贯穿始终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音乐的记载只能以文字为依托。文字因其静止性、客观性而显得苍白、没有生气，但文字一旦上升到它的高级形式文学，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中的音乐色彩。《诗》三百，皆为民间歌谣；气势磅礴的《楚辞》，亦诗亦歌。文学与音乐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音乐与文学是相通的，因为二者都是对内心感情的抒发。 　　《音乐史》一书广泛具有文学性与哲学性，全书叙述流畅、文学底蕴深厚。作者注重音乐与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以文学作品为重要史料推敲时代的音乐特点。例如，在《隋唐五代时期音乐》一章中，作者从刘禹锡的《竹枝词》[1]为切入点介绍曲子的产生。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诗我们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