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病的查研究.doc

对城市病的调查研究 城市化既是通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但，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诸种社会问题(如住房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等)无不使正在经历此种“阵痛”的国家和社会感到棘手和忧虑。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自身也正经历着类似的阵痛。因此，调查研究“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举措富有现实意义。 “城市病”的由来 “城市病”这个词最早发源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19世纪上半期，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英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化和与之俱来的城市化如此迅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它所带来的福祉和祸患同样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在一个奉行自由放任和惟利是图的国家，这种迅速到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类财富不断扩大，但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与有限的城市资源形成一股日益紧绷的张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引致一系列灾难，如：住房短缺，工人居所拥挤简陋；污染严重，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疾病蔓延，死亡率不断提升；治安混乱，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等。人类也同时丢掉了许多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 因此，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点石成金，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来形容这段历史，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城市病”。 城市病的病因 城市化的必然性 城市病，首先肯定需要城市为基础，及城市化为铺垫。所谓城市化(同城镇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而使城市人口数量增加、比重提高的过程。 农村人口为什么要迁向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这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分析。如从经济学角度看，在传统经济学中，劳动力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基本要素;在知识经济等新经济模型中，人力资源更被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而根据产业经济学和区位科学理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区位要求和产出效率，农业适于分散耕种，工商业则需要集中经营，工商业的产出效率一般都要高于农业;根据区域经济学和新空间经济学理论，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同样一个人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力”不同，一定规模的人口处于分散或集中的不同分布状态亦能创造不同的“分布效益”。所以，作为基本要素和“第一资源”母体的人口，一般都要通过迁移和流动，从低生产率地区或部门迁向高生产率地区或部门，从广布农村的分散状态迁向城市转变为汇聚城市的集中状态(即城市化)，从而提高“生产力”，创出更高的效益(即集聚效益)，推动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效率化过程、集聚经济的创出过程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过程。 城市化到城市病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城市一旦形成即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特别是大城市，由于具有大规模、高密度、多样化人口，多元化文化及异质性、流动性等特征，从而形成更大的吸引力和集聚经济效益。当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经济增长也使城市的成本或费用增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模的扩大就是必然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有益的。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城市空间在平面上的“摊大饼”式外延扩张,通常被诟病为导致“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城市新扩张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的选择。因为这些新扩张地区,紧邻城市已成熟地区,不仅不需要大规模投资新建道路、水道、煤气等公共基础设施,而且还可以直接近距离地分享城市已成熟地区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所以在只看眼前利益、片面追求效益的市场经济的“不好”作用下,城市“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在所难免。 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或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未能很好地从区域和城市角度进行较有前瞻的科学规划；或是政府的短时失灵。这些因素,使城市的资源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造成或加剧了城市的“城市病”。 我国城市现状 目前，我国虽然整体上城镇化水平不高，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交通拥堵和住宅、教育、医疗、市政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为特征的“城市病”愈加凸显。我国“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人口拥挤，密度过高 思格斯对近代城市的发展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城市化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口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越大，吸引力越大。伴随着快速城镇化，我国城镇人口正以每年20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据国家统训一局资料显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51.27%，与上年相比，上升1. 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呈现出农村向城市、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的特征，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人口聚集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北京市为例，第六次